梁宗岱轶事

“我就是梁宗岱”
    少年时期的梁宗岱先后在广州《越华报》、《群报》等报刊上陆续发表诗作。年仅16岁的宗岱就在新诗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南国诗人”。广州各报社的记者闻讯纷至沓来。有一次，一位记者来访，梁宗岱出门迎接，问记者找谁，记者见他小小年纪，便信口答道：“找你父亲梁宗岱”。梁宗岱慢条斯理地说：“你不是要找梁宗岱么，我就是梁宗岱。”那位记者惊诧不已。

裸拒何氏女子　
    梁宗岱中学尚未毕业时，其祖母便在家乡为梁聘下一何姓女子，诱骗他回乡强迫成婚。婚后梁宗岱一直抵制洞房，把自己幽禁在书房。家人进来劝说，他立即全身脱光，大声厉叫。来骚扰的人多了，他干脆全身赤裸，坐在屋里看书。后来他与何氏口头商定：解除二人婚姻，由他出资送何氏赴广州读护士学校，学成以后各人婚嫁自由。何氏读完护校，嫁人生了4个小孩。谁知梁宗岱留学回国任北大教授，声名远播，何氏闻讯从广州特意来到京城，要求与梁共同生活，闹上法庭。当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出面为何氏作辩护，这出“陈世美案”轰动北京。之后梁宗岱赔偿损失才办理了离婚手续。

煤油当美酒　
    抗战时期，梁宗岱与同在重庆的杨宪益经常一起边喝酒边畅谈文学。194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杨宪益误将煤油坛子当成酒坛给梁宗岱倒上满满的一碗。杨宪益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他尝了尝说，我的酒似乎很有劲头，有一种特殊的味道，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把碗里的酒喝干了。他离开后，我才发现自己拿错了一坛，但是为时已晚……我真怕会把他毒死，但他第二天又上我家来了，什么事也没有，我俩为此笑得前俯后仰。”

君子动口也动手
　  梁宗岱天生好斗的性格对他以后在文学上的争辩习气也有一定影响。20岁时就敢发表文章向当时文学浪尖上的人物如成仿吾、郭沫若叫板，痛批郭译的雪莱“诘倔聱牙、煞费思索”，因为学术观点龃龉大动干戈更是家常便饭。1935年，古希腊研究学者罗念生和宗岱在北京见面时，为新诗节奏的问题竟然老拳相向；朱光潜是梁宗岱心目中的“畏友”，两人逢面便吵；对于李健吾他心怀敬重，照样不客气地指责对方“滥用名词”，还挖苦过梁实秋“厚颜无耻地高谈阔论他所不懂的东西。”沈从文把他“吵吵嚷嚷的风格”，比作“江北娘姨街头相骂”。
    根据萧乾、李健吾的文章，在当时文人时兴的沙龙中，梁宗岱一旦开口，旁人根本插不上话，只有碰上“当着她的谈锋，人人低头”的林徽因，宗岱才在抬杠之余勉强保持礼仪上的沉默。难怪钱钟书有云：哪怕他在棺材中睡着，马上醒来便有佳辩。温源宁在30年代英文著作《一知半解》中也写道:“我整个辈子也没见过宗岱那样的人，那么朝气蓬蓬，生气勃勃，对这个色、声、香、味、触的荣华世界那充满了激情。”

醉酒避召见　
    1944年的秋天，正赶上蒋介石物色“智囊团”人选，蒋介石看中了在知识界有影响的粱宗岱，就派人持他的亲笔信来召见梁宗岱。前后三次召见都被梁宗岱婉言拒绝。第四次，由徐道麟坐蒋介石的轿车来到重庆北碚，要亲自接他去见蒋介石。徐是梁宗岱留欧时的同学，又是蒋介石的亲信。他来之前曾先打来电话通知复旦大学校长章益，梁宗岱知道这一次走脱不了，只得出面周旋。他见到徐道麟后便说：“老同学，我刚下课，肚子饿得叫了，我们先上馆子吃一顿再说。”于是他拉上章益校长一同去饭馆。在餐桌上梁宗岱不断饮酒，装出一副醉态，对徐道麟说：“今天不能去拜见总裁了，改天再去吧。”终于巧妙地躲过了这一次的“召见”。
    到了50年代，梁宗岱口无遮拦得罪地方官僚，入冤狱几乎屈死，“文革”中仍旧奋不顾身为刘少奇辩护。这种不贪图富贵，不畏强势的真性情难得可贵，在当今时代看来仍旧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诗人情怀总是情　
    梁宗岱不仅在学术上求真好辩，在人格上重性情轻权贵，他在婚恋上更是性情使然。早在巴黎留学的时候，梁宗岱便与一个法国女子安娜倾心相爱，并给她取中文名为“白薇”。九一八事变后，梁宗岱为了祖国忍痛割爱，离开了法国。后来他与著名女作家沉樱婚后的第一个女孩就取名为“思薇”，可见意味深长。
    1941年，梁宗岱回广西百色处理事务，与粤剧花旦甘少苏一见钟情。甘少苏在当年被一军阀欺占为妾，梁宗岱欣赏甘少苏的才华，重金为甘少苏赎身。后来沉樱携子女离家出走，他不顾社会压力，与女伶甘少苏同居，两人心魂相伴，走过了余生。在写作和学术上，沉樱是梁宗岱的知音和同行，沉樱在书信中称与她与梁宗岱是“一对怨偶”，两人的情感一言难尽。然而到了晚年，陪伴在梁宗岱左右，鼓励与支持他的甘少苏也同样是他人生难得的伴侣。世人对他在婚恋上的态度有所保留，但他对待感情的率真和坦诚，实属不易。

言师采药去
　  在1944年前后，梁宗岱的人生长河已经悄然转向。他在经商之余主攻制药，教书、论著、翻译反倒成了副业，鲜有作品问世。为了制药梁宗岱每月的家用不超出100元，大热天躲在不到10平方米的小北屋熬制，同时开三个炉子，又买不起风扇……他潜心配制出的中成药主要有类似万金油的“草精油”、类似抗生素的“绿素酊”等。据甘少苏回忆录《宗岱与我》，梁宗岱常免费为百姓施诊赠药，成功案例数以百计，还曾在文革里用“绿素酊”救过自己的性命。有知情人士透露，梁宗岱生前，曾有侨商专程登门，愿意以15万港元购买“绿素酊”配方，在香港和加拿大生产，并承诺保留他的专利权和制造权，遭到梁氏夫妇拒绝。两人不愿药方流落至国外，多次向医疗卫生部门献方，但终因各种原因止步于临床实验阶段，至今未获公开认可。
                       （江佳烨、叶子扬摘编自网络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