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在何方

回想上世纪八十年代，广外英语专业已与国外多所院校缔结了校际交流，不少教师有机会到外国研修，对专业建设起了不小的作用。

当时我担任东语系主任已有四年，加上此前担任日语教研室主任也有不少年头，虽然接触过不少日本的知名教授，并邀请过数位重量级教授来访作学术报告；也聘请了多位日本语专家。期间曾多方拜托联系校际交流之事，但都没能觅得机缘。心里着急啊！

“八五”机缘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四日，日本兵库县“洋上大学”和“县民访华团”千余人来我院与我东语系师生举行了一天大联欢（第三届）。省长梁灵光和省外办领导也莅临我院与师生一起举行了植树和纪念碑揭幕仪式。在草坪上举行了大型联欢活动，会后又分散进行了篮球、排球等比赛。桂诗春院长、庄明英书记自始至终参加了联欢活动。

七月十三日夜，我快要入睡了，突然接到省外事办的电话，说“访问团中有一位排球队领队是你的老朋友，希望明天一定要见你”。我问外事办“是什么朋友”？他说是“日本兵库县某中学校长，叫三宅义二先生。说找你找了快二十年了。一定要见见老朋友”。我马上回答说：“我是明天大联欢的总指挥，一定能见到”。

十四日九时五十分左右，二十多辆豪华大客车相继而来。车子一到校门口，他就认出我来了，第一个跑下来，把我紧紧抱住，俩人相哭一场，场面十分感人。许多日本朋友围上来拍照，好不热闹。但大家也不知道什么缘由。三宅先生是我在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任教时的专家三宅花子先生的丈夫。他当时在北京华侨学校当专家，又兼任北京日籍专家组组长。那时一起来华的有150位日本专家到北京各大专院校任教。我毕业以后留校当教师，又师事花子专家，经常有机会和三宅先生夫妇来往，彼此建立了友好的师生、同事关系。

六六年文化大革开始以后，专家组突然撤回日本，从此我们就失去了联系。见面以后他才告诉我，“文化大革命时他很担心我。以后，他转转折折才打听到我平安无事，也知道我调到广外，回广东老家来了”。

我陪他一起观看排球比赛。其实谁的心都不在排球上。二十年不见，总是问长问短，无话不谈。临别时他问我“有什么心愿，想要去日本研修吗？对我来说经济上、联系学校等都是易如反掌之事”。我说“个人的事倒没有什么相求的，但能不能替我们联系一所大学，结成姊妹学校，好让我们的老师去研修”。他当即就说：“我试试看，我有一位大学时代的同学，现在某大学当校长，是好同学好朋友，回去我就着手办”。

二个月后的九月收到来信，答复：“神户女学院大学愿意试一试。不过听说你校叫学院，日本方面不了解是不是技术学校，要赶快寄有关资料来”。

当机立断

收到回信以前，我对谁都没说过。这下可能是机会来了，因为我知道三宅先生在日本交往广，办事很诚信，他没有把握的事是不会承诺的，所以立即报告外事处曾毓麟处长并转桂诗春院长、庄明英书记。

学院领导立即批复由我继续联系，并马上寄出有关学院的简介。一个月后，三宅先生又来信：“收到资料后被破例特邀出席了神户女学院大学教授会，对贵院作了全面介绍，经过讨论初步取得了共识”。作为一位中学校长能出席一所贵族大学的教授会，恐怕也是罕有的。

一九八六年六月，日方派了家政系主任矢野悟道教授、教务处长森野礼一教授来访，并起草了交流协议文本。我们学院领导立即上报国家教委，并很快得到批复，取得了“上方宝剑”。如果没有学院领导的当机立断和向教委积极申报，是很难超越跨意识形态的交流。因为日方的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又是日本有名的贵族女子大学。十月，黎导副院长和我回访日本，草签了协议书。当时买飞机票的外汇都没有，还是曾处长想办法解决的。

领导互访

八六年十二月，神户女学院院长岗本道雄教授、神户女学院大学校长山口光朔教授来访，正式签订结成姊妹学校协议。仪式十分隆重，学院各系、部、处的领导都出席了签字仪式。

随后各年度双方领导频繁互访。日方理事长原清先生不顾八十高龄来我院访问，并表示“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是指导后来关系长期发展的重要共识。山口先生病故以后，后任校长小玉佐智子教授也在百忙中于一九九二年九月来访。并与黄建华院长举行了重要会谈，签定了关于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备忘录。这次来访是在总结前五年经验基础上，为下一个五年交流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日方前后有十二人次相继访问我院并进行短期讲学。

我院前院长桂诗春教授，庄明英书记、陈华炎教授、外事处长张光远等领导也分批回访了日本。一九九七年黄建华校长率团访问了神户女学院大学，并续签了满十年以后的新五年协议。黄校长的访问为后来更加成熟的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二○○二年又再次续签五年交流协议。徐真华校长等一行，二○○四年应邀访问了日本。前后一共二十年我方访问过日本神户的领导达十六人次。

学者赴日

按照协议，日方在前十年将为我们培训十名青年教师。八六年十月第一次在日本谈判时，当时教授会上气氛很好，我们见机提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教育是关键，人才是基础，能否提前在五年内培养十名教师。”教授会为我们的真诚请求所打动，四十多位教授当场取得了共识，作了口头承诺。这是很不容易的，这为我们培养师资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结果在五年内“短平快”培养了十一名素质较高的青年教师。当初在如何派遣教师问题上，我们取得了一致的认识。那就是以我为界，五十岁以上的都不去，机会让给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并且以毕业留校和调入日语系的先后轮流赴日，使大家都有公平的机会。这一决策为青年人的快速成长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东语学科建设能有今天好形势的一个重要开端。此外，一九八九年学院要建多媒体教室，缺乏外汇，我们从提成中为电教馆购进了八套视听设备。还为经贸系和东语系购买了珍贵图书一批。九○年为车房购买了小车一部。九一年以后的提留外汇，设立了学院奖教基金，至今已积累了一笔外汇。领导出访的国际旅费也是从提留外汇中开支的。一幌交流快二十年了，我们的青年教师有三十一人次（不少去过二次），赴日研修并担任了汉语教学，其中还派出不少副教授，教授作为访问学者到日方访问研究。

我们去日本的教师，从国际旅费到食宿费用，都是日方提供的；日方还专门买了一栋小楼用于接待我们。二十年来，可以想像他们的开支是多么巨大啊。特别是在一九九五年神户大地震时，对方校舍遭到破坏，我们都担心交流能否继续下去。但对方一字未提自己的困难，不仅仍然履行协议，对我们当时在该校研修的教师生活也关怀备至。

学生交流

近几年，徐真华校长对此项交流十分重视，东语学院杨诎人教授、院长韦立新教授想方设法，使交流又取得了新的突破；日方每年接受我研究生一名到日方研修一年。

目前，日方大学新开了对外日语专业，每年派二名学生来我校毕业实习，食宿费用由我们负责。

再遇机缘

二十年园了一个梦，办了一件大事，取得了交流上的长效应，这是众人都有共识的。然而当年大家共举我第一批去研修时，我却主动放弃了。对个人来说无疑失去了一次深造的机会。我的另一位日本朋友知道后对我说：“我想你第一批不来研修，放弃了这么好的机会。以后恐怕会来的，怎么总也没有来呢？”我再三解释我的意愿以后，他说：“我明白你的公私观了。好吧，我也七十多岁了，你也五十出头了。我另外给你办一个自费研修机会，不要等大家都老了留下遗憾。”没想到他说了还真办了，为我办好了日本早稻田大学语言研究所访问学者的证明，并且注明一切费用由他负责，时间随时有效，长短由我自定。后来因我到学院当副院长，公务脱不了身，所以就一直没向领导报告此事。十多年又过去了，所长退休了；我的朋友也仙游彼岸了；我也于二○○二年退休了。可我从不后悔，因为我深信，有我们双方的互信，明年届满二十周年以后，交流还会继续。这才是最值得高兴的。

附《南乡子》一首：

南 乡 子

登高望神州[i]

二十载风光情依旧。

“地震”[ii]“冷热”[iii],

多少事，悠悠。

互访如江滚滚流。

五续协议书，

确保交流无担忧。

综观校际交流史，少有。

互信圆了当初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