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则前呼后拥，靓车开道； 住则豪华宾馆，服务配套；食则山珍海味，烟酒全报； 去则土特产品，大包小包。”
—— 一些政府官员的办公写真
近日获悉，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上刊文，指出公费出国几乎成为各级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一种普遍现象，消耗了巨额财政费用。文中称“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官员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0年以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风愈演愈烈，公费出国有增无减”；“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一年的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左右”。
公共财政浪费现象是大部分国家都不能避免之事，然而，中国的公共财政浪费的增长速度和我们的国内GDP一样有着让人吃惊的增长值。如此问题，连中央刊物都忍不住发话了。确实9000亿以上的公款开支——还不算工资，便已经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0%左右，不得不让人目瞪口呆。那么，到底这笔巨款是花在哪儿上了？
看看一些官员的作风：公车私用已是常事，车辆超编只算小事，车级超标更非怪事，高昂的维护费也从不当成一回事。干部一出门便得或打“红旗”或深入“大众”，司机送完了自己还得接着送子女，车子既开往机关也驶向超市，俨然是要打造一个建立在“车轮上的政府”；平日办公室里头“一泡浓茶一根烟，一份参考看半天”，什么都缺，惟独不缺办公时间，然而一但遇上稍微大的问题，则非得召开个什么会议之类，开完会后还得在就餐时继续“烟酒烟酒”（研究研究），不少“酒精”（久经）考验的“油袖”（优秀）干部就是这样锻炼而成；打着“通过出国学习培训、考察新观点、新思路、新知识、新的政府管理经验”的幌子，去年去了美利坚、今年则去英格兰，明年要去法兰西——然而，到达异地后考察“自然”和“社会”甚于考察本行，当地风景名胜、娱乐场所，哪里会不见中国官员的潇洒身影？观点方法倒没学到多少，手信礼物倒带回一大包，开的报销单上还列明“因公需要”。
“挂羊头，卖狗肉”——出国观光，甚于出国考察
你可以指出这样的现象当然不是全部，你可以声称这样的情况只属少数——好罢，即使只是“少数”，便已经豪爽地花去了国家的9000亿！而且正如《学习时报》上指出的这样的风气还在蔓延，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一年内3000亿提供给我们的干部作为出国考察费用，远超我国年度军备预算；6000亿公车公宴开销，数倍于我国卫生和教育开支。然而，这9000亿，能让我国武装到牙齿、完全实现九年免费义务教育、足以建立起全面覆盖农村医疗卫生系统的资金，是否花得值得？当然，一些公务应酬和行政开销必不可免，而一些时候政府的形象也是需要维护而讲讲排场的，可问题是，这里头的开销大部分没有坚持适度原则，相反是泛用、滥用了相当部分的公共资源，花在毫无必要、甚至是损公肥私的方面！“公车腐败”、“公吃腐败”、“出访腐败”赫然已经成为了百姓心中公共财政支出的代名词！而公共财政的来源是纳税人所提供的，就以这样的方式“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公车私用随处可见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光景：温总理那厢还在电视镜头前面对世界媒体和全国观众痛心坦承还没能够把人民最关心的医疗、上学、住房、安全等各方面问题解决，这厢的一些领导干部则忙着觥筹交错、出国充电、以车代步，坚持不懈地烧钱。试想想，如果我们的干部能回家吃饭多一些，国外考察少一些，公车换速慢一些——把这每年9000亿中的大部分拿去实实在在地投入到人民教育、卫生和住房问题的解决上，总理还至于如此头疼神伤么？
如今中国逐渐富强，却面临国民收入分配失衡，贫富两级分化严重的考验，对于不少人民，尤其是农民来说，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果实。身为矛盾调和者的政府部门及官员，倘若其身不正，甚至堂而皇之地在公共财产上大肆挥霍，那么我们的政府将失信于人，社会矛盾最终将会引发不可逆转的社会冲突。倘若说先富起来的人不应该是奸商，那么先享受起来的人则更不应该是我们的官员！然而，即便是如此利害相陈，现实依然是充满无奈，上述的情况却依然在现实中持续发生着。
公职官员作风不正的确可恨，更可恨的是这样的套路已然演变成为官场的“潜规则”而通行全国上下，成为政府屡除不尽、自我增殖的一块毒瘤！车改失败、审计漏洞，结果背后的原因是政府体制内一股强大的力量在阻碍和掩盖这一切，那是老百姓眼中痛恨、口中痛骂的一伙“官鼠”，他们的手中掌握着权力，并且占据着从制度残缺中得来相当一部分的既得利益，要其管好自己，甚至在把手伸得超出其权利范围时自断其臂，显然不符实际。好比说如今不少地方的审计工作只限于同级开展，而且还归政府领导——这左手还哪能管得住右手，甚至是去猛拍自己糊涂的头？
因此，要拨乱反正，必要得从体制根本上下手，通过强制而有效果的行政法规和独立的审计机关来规范政府官员的行为，尤其是在审计方面，更应以争取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垂直型审计管理架构，以“独立”为垂直管理的中级目标，防止其行使职权受同级公权的干扰，有效遏制部分官员借机公权腐败；同时，政府机关也应该更进一步做到办公方式和官员作为透明化，将自身置于公众和舆论的监督之下。而在这些方面，我们倒可以借鉴一下新加坡的经验：同样是威权体制、严刑峻法，但却能有效地防止和遏制腐败，打造出少见的一党专政而又政治清廉的政府，这和它的完善审计制度，以及高层领导人多年来的率先垂范、透明接受人民监督离不开。
“八荣八耻”——不知道众多官员对于最后一条作何感想
胡锦涛同志在最近提出的“八耻八荣”中有一条：“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当年新中国成立伊始，虽物质匮乏，然公仆正气之风在，能忠诚地为人民服务，领导全国人民上下努力一心；而今时今日，莫说如焦裕禄、孔繁森等模范干部已濒临绝种，即便是要找出一个不喜配车、不爱赴宴、不爱出国的领导干部也已是难得一见。“艰苦奋斗”的字眼也从实践回归到理论，大部分时间只能在一些思教文章和红头文件方可找到生存空间。这是现实的夸张，但更是夸张的现实。照着“八耻八荣”的标准来看，我们的许多干部已经不是一般地丢人了，乃至于是已经“以耻为规”了——当掌权的公仆已经“得寸进耻”，甚至是“习惯成自然”，还有谁能给他们约束？即便是再给这类干部开个“九辱”“十羞”的思想教育，恐怕也只是对牛弹琴。
敢问如此“公共腐败”，什么时候才能从进行时变成为过去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