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死刑的存废问题，我在大一下学期的时候在《南方周末》上看见过相关的讨论，那时的观点和现在基本一样：不赞成立即废除。

还小的时候，我认为死刑是理所当然的，所谓杀人偿命，我们的社会赋予了我这样的意识形态。上了大学，当学会开始独立思考的时候，关于死刑制度，我有了新的看法。尤其是去年的实习经历，使我再也无法摆脱对死刑的重新审视。去年7月到10月，我在佛山市检察院实习了整整80天，期间我“有幸”参与两次死刑执行临场监督，一次注射，一次枪决。我亲眼目睹了8个死刑犯由生到死的全过程，尤其是枪决那两个死刑犯的场面，至今仍记忆犹新。枪声响起那一瞬间，我捂住了自己的耳朵，尽管那是正义的枪声，但我还是“害怕”。我在想：那毕竟是我的同类，尽管他们罪大恶极，但是不是一定要以死来作为他们犯罪行为所应当付出的代价呢？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领教”到了死刑的野蛮性、残酷性和血腥味，开始怀疑死刑的正当性。我在想，其实，死刑根本就没有正当性可言，杀人偿命的观点从根本上讲是原始同态复仇的沿袭。在人类文明进步到相当程度的21世纪，同态复仇不应当被再提倡，应当摒弃。因为那是原始的以暴制暴的意识形态。犯罪分子的行为已经不可挽回，国家是否一定要选择剥夺他的生命来作为对其犯罪行为的处罚呢？国家的这种行为到底有无正当性呢？我内心的最深处，是反对死刑的，任何公权力机关不可以剥夺公民的生命，杀人偿命具有不正当性。

然而，表达完上面的观点，我的心开始立刻颤抖起来。尽管我反对死刑，但是，至于它的废除，绝不是现在。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写下此文的原因，因为我内心矛盾，我差点连自己都说服不了。

关于死刑的威慑力，不管怎么样论证，它还是客观存在的。世界上不怕死的人毕竟是少数，对于这些人，死刑的存废已无实际意义。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死刑还是存在威慑力的。不管怎样，对于犯罪分子来讲，当犯罪的成本要以自己生命来衡量的时候，其犯罪行为就不会那么随心所欲。要是果真立即废除死刑，在社会治安本就不好的中国，恐怕不是像很多国家调查那样犯罪率并不升高。因为没有了死亡的威胁，很多人犯起事来绝对肆无忌惮，“大不了就是一辈子吃国家饭，罪不致死。”所以，死刑制度还是有一定的教育、指示、威慑的功能。

所谓“重典治乱世”，对于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利益分布失衡，贫富悬殊等使社会存在太多的不稳定因素，在这个时候，法律应当是“严”而非“慈”。然而，贺老师说：“越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在各种矛盾激烈的时候，越是需要我们采取一种更加能够唤起人们爱心的刑事政策，以及更宽容的法律制度，使社会走向真正的和谐，完成我们的转型。”我觉得，这种提法过于理想化，没有照顾到社会实际。若在这个时候废除死刑，社会治安情况无论如何都将进一步恶化，甚至可能导致无法弥补的损失，毕竟我们不能期望法律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的信仰。

贺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还讲到：“我觉得以我们的国情、现在的治安状况作为理由而反对废除死刑，是似是而非的。”这种观点恐怕也是站不住脚的。相反，这些因素恰恰是我们必须考虑的。法律本身就应当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和记载，而不应当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艺术。与社会现状背道而驰的法律是恶法，法律不能反映少数思想进步人士的意志，而应当是普通大众意识形态的反映。我们法律人首先应当是“食人间烟火”的普通人，尽量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让法律真正为百姓服务。

虽然，杀人偿命的观念本身不具有合理性，但在中国，这种观念却深深的植入了大多数人的脑中。当在和专业及非专业同学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绝大多数认为杀人偿命是天经地义的。不难想象，如果真的废除死刑，中国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是不同意的。譬如对于一宗影响恶劣、手段残暴的杀人案，如果犯罪分子未被判处极刑，那老百姓对法律的尊严不知又会作何评价了。另外，对于持有这种观念的被害人家属，如果杀人不能偿命，他们绝对是不会接受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对法律将会是何等的失望，甚至可能因此滋生新的犯罪。前述已及，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就应当有反映这种意识形态的法律，法律毕竟不能对人们的思维观念的进步性有太高的要求。

采访中，贺老师还提到，“被揭露出来的错判，恐怕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大量可能的错判存在，完全无辜的人被枪毙了，有的人虽然有罪，却罪不致死，最后也被判了死刑。”我不否认错判和罪责刑不相当的重判的存在，这不止在中国，在任何一个存有死刑的国家都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因此推测可能有大量错判的存在，除非有相关的调查的支持，否则我认为贺老师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绝对合理的，死刑制度的存在也就决定了错判的无可避免，这是一项制度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从此就否定死刑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其他主刑如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也可能存在错判，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加以废除呢？

就世界各国而言，还有一半以上的国家存有死刑。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情况，我们不能因为别的国家废除了死刑，然后就认为我们国家也应当立即废除。温家宝总理去年之所以强调中国不会立即废除死刑，恐怕也是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现状。

一项制度的改革，通常有两种途径：一是突变，一是渐变。突变必须是各方面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否则渐变才是上策。显然，在中国，我们不管从思想观念上，还是其他配套措施上都没有准备好，突变是不太可能的。世界上一些国家在死刑废除问题上，也是历经曲折，从废除到恢复，然后再到废除。

行文至此，笔者还是赞同北大法学院教授陈兴良的观点：从减少死刑的罪名，限制死刑的数量入手，逐步达到废除死刑的目的。

我坚信，死刑制度终将有一天是会被废除的。然而，在中国，绝对不会是现在！

相关链接　人民网：关于废除死刑问题的讨论

          《环球》杂志：中国距离废除死刑还有多远？

          贺卫方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