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曾子《大学》

近几年，中国大学身患大病小病不胜枚举，也处于多事之秋，并被国民诟病甚厉。从知名经济学家，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陆德明半生功名毁于青楼女子的石榴裙下；到原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长江学者陈进的“汉芯”数字信号处理器偷梁换柱造假骗取国家科研经费上亿；到原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刘辉重踏方鸿渐之辄，上演南郭先生之滥竽充数；再到最近并非空穴之风的北大深陷造假门。一桩比一桩严重，桩桩令国民大跌眼镜；一波未平又一波，波波让国民痛恨疾首。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我国1905年废除科举制，新式学堂一统天下，首先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敲开西学之门。屈指算来，中国大学历史不长，而办学模式基本是按照“上法三代，旁采泰西”的思路将西方的现代大学管理模式引进国内。中国大学诞生可谓是先天不足，体弱多病，而且现在中国社会和经济都处于转型时期，患一些小病本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最近几年中国大学大面积患上学术腐败病而且愈来愈严重，长此以往，中国大学成就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越走越远。

遥望历史伟人丰碑，蔡元培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若古人知道现在高校学术腐败如此触目惊心，古人能在九泉之下安心长眠？当年蔡元培先生提出“兼收并蓄、兼容并包”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精神最核心的内容，不仅让北大在动荡年代学术依然保持百家争论，百家齐鸣的局面，而且奠定北大在中国革命和民主建设道路上影响深远的重要历史地位。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时至今日无数国人呐喊中国要建世界一流大学。可是，当中国大学的灵魂在物欲横流与功利欲望中变得空洞浮躁，谁能把这个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梦想圆了。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老先生说:“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中国建世界一流大学很大程度上注重大楼，要建设一流大学决非三日之寒，盲目地以“大”做文章，后果适得其反。当然，创建一流大学，固然需要财力投入，但更重要的是营造一个有学术浓浓气息的良好研究人文环境。大学之大在于教书育人磅礴的大爱，知识渊博为人高尚的大师和墨香沉沉的学术精华，而不在校之大。

近年来，在教育产业化的闪亮外衣包装下，很多大学出现了商业化、功利化的倾向，这些是滋生学术腐败一个重要原因。目前中国高校存在学术剽窃造假、创新能力不高、教育质量下降等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所谓的大师为了功名利禄弃道德于不顾而伪造履历、文凭、学术成果，抄袭剽窃他人科研成果，伪造篡改实验数据，无中生有，冒名发表或抄袭他人论文等等。韩愈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为人师表对学术研究当应孜孜以求以身作则树榜泽被后人，但许多的伪大师却不仅误人子弟，还羞民辱国。何以传道、授业、解惑，何以承担教书育人的重任？一个人没有道德灵魂那是行尸走肉，况且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大师”没有道德灵魂，与其受教育层次和社会责任极不相符，何以身作则立身教人？

自古以来，大学是培育社会精英圣洁的地方，是凝聚一个民族智慧的地方，是社会道德和诚信的基石，但在日趋功利化的“市场经济” 时代大潮冲击下却伤得千疮百孔。大学应该是尊重学术争鸣，学术本身是一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事情，也正是由于争鸣学术在学者的口浪中扬帆前进，但大学不应该是学术作假的地方。如果在一个弄虚作假的地方培育出来人才，你是否还渴望他将来会在社会上实事求是地对待社会呢？

说起中国教育的弊端，无论是小学九年义务教育或者中学素质教育，还是高等精英教育我们习惯归罪于中国教育体制。如今的学术腐败，很多人也归罪于制度的错，为什么每次受伤的都是中国教育制度？体制是死的而人是活的，这种看法无非是找个借口而已。固然中国教育体制确实存在不足之处，从古到今，有谁不在广义的体制之中？正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那让人热血沸腾的开篇：“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其实人生就是在限制中追寻自由，在枷锁中觅求解放。（此话引用网易网）体制是人规定的，如果不是人的错，怎么会有这样错误的体制？某些制定体制的人，对旧体制当作金科玉律的人和墨守成规思想禁锢的教育界的人才是罪魁祸首，何以归罪于体制？

如果说中国高校教育产业化造成功利化的副作用是疾在腠理，尚可及时“汤熨”之所及也；那么可以说中国高校学术腐败则是疾在肠胃，也可“火齐”之所及也，亡羊补牢尚未晚。如果小病不治成大疾，病入膏肓，就算蔡元培再世也无法妙手回春，于事无补。

现身患学术腐败疾病的中国大学，如何拯救自己？毫无疑问，做以培养社会精英人才为己任的大学，应肃清滥竽充数者，物外名利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传道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