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
文化批评家、学者、作家，现居上海，曾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士和悉尼理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主要著述有《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逃亡者档案》等，以新锐的思想和独特的话语方式而著称于世。
孤独是一种优良的精神状态
记者：你此次来广州的目的是什么？
朱大可：我这次随湖南卫视象形城市节目组拍摄广州、深圳和珠海三市的专题，多少也带点考察和研究的意思。因为我从来没有到过广州和珠海，而到深圳，也只是因为去香港而在那里中转。这次在广州见了许多彼此关注的朋友，并且真切地感到了一种心灵自由的氛围。广州媒体之所以称雄中国，就是它拥有一个宽松的语境。
记者：你最早提出上海的灵魂地标当属石库门，但遭到了某些学者的攻击，你能不能具体谈一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的看法如何？
朱大可：早在１９８６年我就提出“石库门文化”的概念。这是因为这种建筑群落是小市民的大本营，也是上海城市精神的真正策源地。回避石库门文化，就无法对上海的市民主义作出正确估量。我最近也在东方早报上撰文，吁请政府保留五十年代工人新村建筑作为博物馆，其目的都是为了捍卫都市的历史文脉，以混凝土的方式挽留“人民记忆”，无论它隐含着巨大的“光荣”，还是难以言喻的“苦痛”。
记者：在你的很多篇幅里，都谈到上海，但你对上海好像一直是持批判的态度，这是不是因为你对这个城市缺乏感情？
朱大可：我出生于上海，对这个城市注入了太多的情感，我只是“怒其不争”而已。你知道，清理垃圾，最好从自家门口做起……
记者：很多人人认为你是最优秀的批评家，你自己也曾说过因为找不到对手所以孤独，谈谈你的看法。
朱大可：孤独是一种优良的精神状态，我通常从一个比较超越的立场注视这个世界，为它的进步而喜悦，也为它的弊端而生气。但最终，我都试图用一种更加理性的话语方式来保持与这个世界的对话。
我挺喜欢“酷”评家这个称谓
记者：你的批评文章非常犀利，触及一些人的声誉，遭到了他们的反击和谩骂，你是否感到有种种的压力？
朱大可：我不认为我是最尖锐的批评家，但我也从不在乎任何攻击和压力。你是不是发现我很少作专门的反驳和争辩？因为我觉得那是在浪费时间。
记者：有评论家和读者说你是“酷”评家，你怎么理解这个“酷”的含义？
朱大可：酷的含义既包括了“严厉”，也包括了“新锐”，我挺喜欢这个称谓。如果没有新锐，严厉就成了严酷，而如果不够严厉，新锐就会变得飘忽。酷，就要酷得完整。
记者：有些人认为，你写的文章虽然很“酷”，但缺少一种学术规范，你觉得呢？你是怎么看待批评你的那些人（学者）？
朱大可：什么是学术规范？是毫无原创力的“引用”、“注解”和模仿吗？我认为，最高的学术规范就是在话语的边界上寻求新的思想范式。此外并无其他什么“规范”。
记者：你１９９９年的时候刚刚“复出”，现在怎么又想到要退出文坛呢？是不是如你说的庸才当道呢？
朱大可：我的退出仅指文学界而已。我现在基本不读文学作品，因为我没有找到令我颤栗的东西。
记者：你家在上海，是什么原因使你到外国去生活？外国的文化对你有没有影响，比如批评的思想、内容和方式？
朱大可：我去海外的原因是因为家庭的某种变故。对此我不想回忆。作为一个精神流亡者，海外生活对我的最大影响，就是帮助我确立了对自由的绝对信念。此外我没有太多的改变。
好多作家成为自动退役的老兵
记者：你在外国生活了很多年，你是否感觉到自己所受到的一种文化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让你格格不入，或被拒斥？
朱大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巨大差异。彼此的交流和理解只能在少数人之间进行。大多数西方民众把中国人及其文化当做一个难以理喻的“他者”。他们完全不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就其本质而言，我们彼此都是强行插入对方的“怪物”。
记者：中国的文学家都有非常浓厚的诺贝尔情结，你觉得中国有哪些作家能达到获奖的水平？
朱大可：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尺度混乱的奖项，它的获奖对象时而是大师，时而又是些二、三流的作家。它的确收集到一些大师，同时又把更多的大师弃之门外。假如以它的最高尺度而言，中国作家似乎毫无指望，但若以它的最低尺度衡量，某些中国作家可能还有点盼头。瑞典皇家委员会的行为就像一个跳绳游戏，你必须乘绳子抡到最低点时迅速跳过去。在中国，比如莫言和十年前的余华与苏童，具备这个能力。但他们失去了机会，因为绳子已被重新抡高，而他们的弹跳力已经消逝。
记者：你最喜欢的中国作家是谁？为什么？他们的缺陷在哪里？ 朱大可：谈不上哪个最喜欢。曾经喜欢过北村、余华、苏童和莫言。莫言是罕见的生命力旺盛的作家，其他作家，包括余华在内，一度出色过，现在却提前进了衰老期，成为自动退役的老兵。真是令人痛惜。大师诞生的秘密就是保持旺盛的原创力。但中国作家的生命力的短促，却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我和鲁迅有精神上的亲缘关系
记者：你知不知道湖南作家退出作协这一件事，你的看法是怎样？
朱大可：所谓“组织”，就是用来让人加入和退出的。这很正常啊！
记者：你觉得作家协会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它的问题在哪里？
朱大可：“作协”是个历史产物，在某个特殊时期曾经为文学作过贡献，我所指的是八十年代。而今在平面媒体和图书市场高度活跃的年代，作家靠作协指导和养活，已经变得十分可笑。作协的机能全面萎缩，退化为一个消耗性的官僚机构。它的继续存在，只能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
记者：很多人批评家和学者都没有棱角的，而你却越来越显露你的锋芒，直指人心。什么原因呢？
朱大可：我不想摆出“思想大师”的姿态。我看见学术界有不少人在那里作大师状，觉得很是滑稽可笑。他们其实都是些有弱点的普通人，才学也非常有限，何苦要处心积虑地摆成雕像来让人瞻仰？累不累啊？反正我不喜欢。与其扮演文化偶像，不如当一个坐在雕像下嬉笑怒骂的汉子。
记者：我们如今很多的学者已经失去了一个必要的勇气和坦诚，大家都互相说好话，一团和气，然而却违背了批评的本质，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在你的内心深处，什么样的批评文字才是真正的文化批评？
朱大可：那是利益使然吧。学术界就是个大集市，人们上那儿做点买卖，和气生财，彼此乘机交换点手头的利益，其实都是市场原则在起作用。对此我无话可说。但在一个文化退行的语境中，真正的批评不是那种替人擦皮鞋的勾当，而是弊端的修理者。他的职业道德就是不停地说出所看到的真相。
记者：在你的文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你对鲁迅是持保留态度的，文辞非常具有战斗精神，你是否感觉到自己的风格和内心冲突与鲁迅有很多相似之处，你是怎么看待鲁迅的？
朱大可：我感到我和鲁迅之间有某种精神上的亲缘关系。这正是我所警惕的方面。我敬重这位杰出的现代作家，并且深切地理解他的孤独和绝望，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摆脱鲁迅的精神模式，因为“仇恨政治学”的模式是毫无出路的。你们广东就有这么一位鲁迅专家，尽管他的生命激情和叛逆精神令人钦佩，但他的四个“凡是”，则表达了“鲁迅神话”的困境：凡是鲁迅反对的他就反对；凡是鲁迅拥护的他就拥护；凡是反对鲁迅的他都反对，凡是拥护鲁迅的他必拥护。“鲁学”走到了这一步，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严重失误。
□ 学者评价
朱大可的原创性语体是极难仿制的。他在“隐喻式写作”方面，已经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话语道路。机智的隐喻和精辟的警句层出不穷，体现了罕见的语言智慧：“江湖是流氓散步的花园，而宫廷才是他真正想要染指的闺房。” ——许光达《中国正酝酿着一场新的文化风暴》
朱大可对余秋雨的批评，应该说是所有批评余秋雨的文章中最具功力和见地的。余秋雨能够成为今天的“传媒英雄”，并且是以教授、学者的身份实现的，其间的秘密究竟是什么，朱大可在文章中作出了尽管残酷却又是令人信服的揭示：余秋雨是传媒与资本意识形态合谋创造的“奇迹”，是一个隐秘的文化白领，他能像赵本山、冯小刚等一起走进千家万户，从本质上说，他与这些喜剧明星是没有区别的。朱大可作为一个批评家在充分的论证和分析中，终于破译了这个难解之谜。
——孟繁华《文坛骂战——无聊或争鸣》
读朱大可《流亡者档案》的时候，感动的心情反复出现。几年前，我拜读过朱大可的《聒噪的时代》，感觉受益匪浅。毫无疑问，朱大可是那种目光敏锐，洞见深刻，善于透过现象直接把握事物本质的学者。《流亡者档案》里虽有几篇是老文章，但新篇也足以让人如饮醍醐。
——张弘《书市：收藏青春的记忆与感动》
□ 记者手记
孤独的朱大可
９月１２号，在中国大酒店见到了旅澳学者、著名批评家朱大可先生。
朱大可其实并没有他文章那么“冲”，非常敦实的一个人，只是眼睛里透出一股逼人的光芒，充满着“杀”气。这或许就是朱大可最让人敬畏的地方。据说，只要一望见他的眼睛，你就不敢在私下里搞些小动作，或者在心里面隐藏一些不该有的欲念。
第一次读他的文章是在大学二年级，当时很多外面的朋友都说朱大可这个人如何如何的厉害，不看肯定是不行的。我说，你们别骗人了，不看又怎么样，难道会有生命危险不成？
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年来，很多评论家都在努力营造自己的小圈子，互相勾结，互相诽谤，从中获得某种实际的利益。在我看来，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根本就不是什么批评文字，尽是一些口是心非、百无聊赖的作品，根本没有所谓的批评气质，更没有自己的心灵在场。大家都在一个圈子里小打小闹，保持一团和气。想来，他们的作品不读也罢，读了会更让人觉得窝囊。
后来又有几个人经常提到他，使我愈发觉得这个人的神秘。于是趁着周末，到书店转悠，结果没能找到他的书。当时想，既然朱大可厉害，怎么没见他的书呢？不仅书店没有，连图书馆都没有。这让人感到奇怪了。于是去找朋友借，朋友笑了，他说朱大可的东西不上图书馆的，他的东西在网上。我立刻上网，搜索朱大可，于是大片大片的文章出现了。
莫名其妙地就喜欢上了朱大可，他的文章读起来像荡秋千一样，惊心动魄的，或者就像一把闪着寒光的刀，在暗夜里留下切割肉体的快感与疼痛。他的《流氓的精神分析》、《甜蜜的行旅：论余秋雨现象》、《上海：情欲的尖叫》等文章，让人发出一阵阵的尖叫。他那种超人的洞察力和绝妙的话语方式，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还有，他那睿智的思想，也让人感到畅快淋漓。试想，在经历种种现实与内心的冲突之后，却能保持着一个敏感而不被衰朽思想浸染的心，怎么说他都是文学界的一个传奇。
因为文章写得非常漂亮，也很有锐气，朱大可在广大的读者群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被称为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也是最酷的批评家。但有一点让很多人不可理解的是，像这样的优秀的作品，国内出版社却少有人出他的书，这是出版社与图书馆的合谋，还是一种看不见的隐性规则在指使着呢？谁都没去问个究竟。
朱大可就像山上的野花，香气太浓，惹火了众多的同行，使他永远处于一种孤独的战斗状态中。正因为他是野花，进不了公园，才使他保持永远的野性，才使他与很多占据权利机关的、没有操守的批评家拉开必要的距离，进行对现时世界的严厉批判。只有一个人的思想不与利益和欲念相媾和，他才能保持他真实的生存状态和自由的话语立场。
长期生活在澳大利亚的朱大可，经常有媒体说他“复出”或“退出”，但我想，无论如何，作为批评家的朱大可是不可能退出的，但在读者心里，他却是永远的，无所谓复出和退出。
（陆勇平／文 020-87366059）
（本文作者是广外大已毕业学生，现为南方都市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