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经过20余年的改革与发展，应该说在许多方面已有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不得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我国创造教育现状不容乐观。以每年在《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的论文为例，中国大学一般年景为零，包括中国最高学府亦是如此，中国每年97%以上的大学理科专任教师无一篇SCI论文，而仅哈佛一家每年就有60篇。（见湖南师大教科院张楚廷教授在《教育中，什么在妨碍创造》一文，载《高等教育研究》2002年第6期）。我们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跟世界上一些国家相比就显现出惊人的差距，尤其是在实践中创新能力的差距。所以，从我国领导人一直到大、中、小学校长，乃至幼儿园园长，都在深思：为什么我们一样在努力地教，但从我们校园里培养教育出来的却老是“高分低能”型，这就是导致国家创新能力长久以来如此薄弱的原因吗?教育部前任部长陈至立同志，在最近举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讲面对“国家战略需求和任务，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她说，第一是科技竞争力和供给力不足；第二是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第三是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第四是科技人才相对数量少，总体水平不高；等等。国内议论多年的有关研究生培养质量问题，即是这种差距的一种体现。那么到底是什么在妨碍着我们的创造教育呢？

张楚廷教授认为，妨碍我国创造教育的因素主要有三：一是独立个性的缺乏。“任何一种伟大高尚的事物，无论是作品还是科学成就，都来源独立的个性，只是在文艺复兴使人有可能不受束缚地发展自己的时候，欧洲文化才在打破窒息的停滞状况方面取得最重要的突破”（爱因斯坦语）。而目前我国那种“不受束缚地发展自己”的条件仍不很充分。二是社会本位的强旺。教育自身过强的社会本位直接窒息了个性的教育，窒息了创造教育。制约创造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极度夸大社会动机的作用，以为创造动机从属于社会动机。而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之后，逐渐形成了一个不能容许为艺术而艺术、为科学而科学的环境，必须把一切活动都纳入某种社会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创造源泉。三是教育民主的贫弱。深刻的思想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下诞生。自由进入教育领域也就提出了教育民主的问题。具体有说，学生有没有择校的自由？学生有没有充分选择专业的自由？有没有选择课程的自由？学生有没有选择教师的自由？有没有在课堂上自由质疑的自由？实际上，我们的管理把90%的精力花在如何限制学生上面。民主与权力不是相互排斥的，而且，民主正在于权力的恰当配置、组合与运用，教育民主也是这样。

我国创造教育缺失的根源在于：对个性独立的恐惧，对个人本位的敌视，对个人权益的漠视，把个性等同于个人主义，把规范等同于限制等意识与观念，都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创造和创造教育的源泉。这值得我们广大教育者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