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读到一本岳南著的新书《陈寅恪与傅斯年》，感触颇深。

    被誉为“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年轻时留学海外十几年，能读懂十几种文字，说四五国语言，听懂七八种语言，但始终没有拿过一个博士学位甚至一个学士学位。时人不解这是何故？陈寅恪回答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那年代，有没有学位对于一个人的就业特别是进入大学教书，虽然远没有象今天那样重要，但绝不是一点也不被看重。就因为没有学位，陈寅恪起初就被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曹云祥拒之门外，如果不是梁启超鼎力举荐，拍案力争，清华国学院可能就会因陈寅恪的缺席，成不了“四大导师”。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学位同样被人看重，功利同样被人追逐，但陈寅恪不追逐功利，不看重学位，所以能成为大学问家。凭陈的留学经历和聪明才智，拿几个甚至更多的博士学位不是不可能的，但拿了博士学位的陈寅恪可能就成不了后来身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了。

    岳南将《陈寅恪与傅斯年》这书的副题名为“大师之后再无大师”，这提法未知妥否？但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大学在培养优秀学术人才方面今不如昔，大师级人物在二十世纪初至四十年代人才众众，解放后反而寥寥无几。为何会造成如此局面？就学术氛围而言，与二十世纪初至四十年代相比，今天大学校园增加的是功利浮躁，减少的是淡泊宁静，更缺陈寅恪那种为求学问不图功利的特立独行的心境和性格。学术大师是被功利大潮淹没了。

    今天，难以想象会有只求学问不求文凭的大学生或研究生，相反功利已将校园腐蚀至烂。许多大学生从入学前选专业到在校几年的每一个学习生活环节都几乎都围绕就业展开，只重视与就业直接相关的专业课程和实用性的课程，热衷考研、考托福、考公务员和各种考证考级；热衷娱乐性、技能性的校园活动，少人问津学术性、公益性的校园活动。不少大学生甚至抱着明确的功利目的——为在综合测评中加分或为在社团谋取一官半职而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娱乐性、技能性的讲座也最能吸引听众，一个二、三流的港台影歌星出场，也能吸引来一大班“粉丝”前来捧场。相反，一些高水平的纯学术的讲座门庭冷落。

    大学生的功利源于学校的功利，源于教师的功利。今天，中国大学普遍热衷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把楼房建得高大雄伟、气派豪华，一幢大楼动辄逾千万，甚至有大学为建一个校门花掉几千万。与此相适应，学科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也功利十足，以高薪从校外聘请教授、博士甚至名人火速搭建队伍，火速申报硕士点、博士点；一窝蜂地搞“升级运动”：中专的升大专，大专的升本科，专业性的本科院校升级为综合性大学。不少教师也在“假、大、空”的游戏规则中求生存发展，少有真正为学问而做学问的，更多是为晋升职称为增加收入而仓促拼凑论文。学术造假、论文抄袭蔚然成风。

    学术大师的成长需要一个包容的环境，不仅能包容各种学术思想，还能包容各种人物性格和价值观念。但现今大学的价值观早已被功利化、单一化和同一化。没有博士学位进不了大学，没有在核心期刊或权威期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就不能晋升教授、副教授，一位教师活到四五十岁还弄不到一个教授、硕导或博导头衔，在学校里就没地位，就会被人瞧不起。若按今天的标准，清华园“四大导师”中，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三位都会因为没学位进不了清华园门槛。鲁迅、沈从文虽有著作等身，最多也只能成为高产的“自由撰稿人”，有何资格受聘大学教授？陈汉章、辜鸿铭如此古怪也难以立足北大教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