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人都知道，超载是害人害己、既违法又违令的行为；可广州人似乎也都默认，公车超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是属于情理之中。这甚至被中外人士戏称为这个城市的一道“靓丽”风景线，个中是褒是贬，自是十分清楚了。

　　超载公车，搭还是不搭，这是个问题。谁人都知道危险，但是权衡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分钟（公车不等人），大多数人（除了不赶趟的）都会继续朝着“公车就像海绵，永远不饱和”的信念看齐，身不由己地向早已“万夫当关”的公车门挤去。相信以公车为日常交通工具的人都会有这番深刻的感受，情理甚多。别以为他们不知道超载的公车很危险，也许“交通事故率最低”撤销了他们的安全底线，也许时间和金钱成为蒙蔽危险最现实的理由，而“大家都这样”正好给了他们自欺欺人的借口。

　　没关系，他们并不是公车超载现象应该指向的主体。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应该由其运营者来承载完善其运营结构和运营规则的责任，再由政府加以有效的监管和强制性的制约。同时，乘客是服务和事故的直接承受者，他们支付了接受服务的对价，因此，政府首先保障的应该是乘客的利益。即是说，处理公车超载的问题应该在这样的框架内：有问题，首先追究公交公司；预防，必须以乘客的安全为第一考量。许多人总喜欢揪着乘车的人较劲：“既然看见超载了为什么还要往上挤？”，甚至词义不分地归结为乘客的素质问题。要知道，理性思考方式的要求是，先考虑制度是否健全，规则是否达到其效用，喜欢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的毕竟是少之又少的人。

　　广州的基层交警对超载公车处罚的默认方式是：教育处理。“教育处理”，这是一个相当带有中国味的词儿，它的同义词也就是“意思意思”。仔细把玩这个词你就会觉得宛如鱼刺在喉。“教育处理”在其中的深意是：交警也不知道该不该罚，但是他知道不能不罚，否则难以平民怨。不知道该不该罚，是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按照国家建设部的标准，公交车上要超过80人以上才叫超载；而公安部核定的标准，是车辆出厂时核定的载客量，一般在35至43人之间。罚，有贪污腐败之嫌，有不公平之叫骂；不罚，又有不作为之实。交警说：“难！”这个难，在期待国家立法部门尽快统一公车限载的标准，甭管所经程序之烦杂，阻碍之重重，此立标准之基本在于人民：只要搭载人数已经造成安全隐患，就应限载。

　　而城市发言人说，公车要实现限载，公车的数量势必要增加，才能满足市民的要求，而这对一个交通已经极其拥堵的城市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另外，车多了对市内道路的承载能力的要求也会提高。这就是在强调：“限载，难！”只是这个“难”就没有说得那么理直气壮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谁都知道治理不可一蹴而就，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个城市的公交系统正在完善，以亲身感受去界定这种“进步”，当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种感受，甚至数十年如一日地叨唠着公车超载的问题时，状况就令人堪忧。

　　随着我国社会在迈向“和谐”过程中突出的新矛盾的产生，我国的社会环境也有复杂化的趋势。要消除和减少社会环境中的危险隐患，依靠政府的管理依然是核心的力量。公车公司到底是盈利性质，需要高产出和低投入，依靠它来改变公交车超载的现状是强人所难了。责任重压在政府，社会交通的总调度者，要真正疏通交通，切不可再“意思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