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了，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了。自从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因重庆井喷事故责任引咎辞职后，“引咎辞职”，“高官问责”等词逐渐为人们所熟知。

    对于此次溃坝事故，孟学农怀着“我是省长我负责”的态度，主动承担了责任，赢得了许多民众的同情和赞扬。而对于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三鹿”奶粉事件，李长江的引咎辞职更是大快民心，平息了不少民愤。

    当然，从引咎辞职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政治文明”，引咎辞职是官员承担责任的一种方式，是“自责”而非“他责”。

    然而，引咎辞职之后呢？“高官问责”，表面上问出了一个大快民心的“责任”，但最终仍然“问”得一头雾水。这样的“问责”，结果或许是可喜的，但效果却是可疑的。

    或许，我们应该留一半清醒，想想到底谁该为事故负责；或许，我们应该冷静下来，看看这些高官们在“引咎”之后的去向。高官问责，会不会变成问不清的“问责”。引咎辞职之后，“咎”尽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印象中，孟学农引咎辞职已非首次。2003年出任北京市长期间，因SARS事件期间瞒报疫情遭到世卫组织批评，最终引咎辞职。去年8月履新山西，成为一个以产矿为主、安全事故多发的省级行政首脑之后，可说是如履薄冰。尽管他做了大量工作，可治下还是重大安全事故频发。

    在以往的案例中，行政官员受到行政和党纪处分后，换个位置重新做官的例子并不少见。按照干部选拔任用条例，一年以后，引咎辞职的官员是可以复出的。成都公交集团公司的总经理朱纪常和董事长李祥生，因两个多月内公共汽车事故相继造成8人死亡，于4月28日引咎辞职。他们是《四川省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暂行办法》出台后“引咎辞职”的第一批国企领导。李祥生和朱纪常辞职之后，仍然在公交集团工作，级别和待遇没变，原来兼任的职务也保留。

    另外，关于高官们引咎辞职的真正动因，也是不得而知的。在民怨沸腾之时，“总得有人要出来承担责任。”实际上，很难分清官员是自感负疚而主动请辞，还是上级“做工作”而引咎辞职。事故处理过程和结论的模糊不清，使外界难以监督问责结果的公正。而现行制度中各级各类官员的权责不清，是引致问题发生后责任难定的主因。

    事故发生之际，引咎辞职，平息民愤，等风头一过，引咎辞职者便悄然复出，异地做官——这样的体制之下，无疑使引咎的官员有了空子可钻。许多实施引咎辞职的国家则不然。韩国官员引咎辞职后，一般情况下将不再担任公职，一个人的政治生涯也就就此结束；新加坡官员引咎辞职后，不仅不再有担任公职的机会，就是下海经商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一些高收益的行业和涉及公众利益的行业是禁止引咎辞职者进入的。

    平心而论，我们也不希望看到那些确实有才干的官员被一棍子打死，永无翻身之地。但是如果高官请辞后，原有级别不变，待遇不降，换个位置照样做官，那么所谓的“引咎辞职”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所谓的“问责制”也没有得到真正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