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深圳百余名农民工向职业病鉴定机构提出做矽肺职业病鉴定，因无法提供劳动合同而遭到拒绝。这些农民工长期从事风钻爆破作业吸入大量粉尘，在多家医院检验证实罹患尘肺病，却因没有劳动关系证明得不到职业病鉴定资格，无法进入索赔程序。面对职能部门公然摆出“法律铁面无私”的面孔，这些为建设现代城市付出辛酸血汗的劳动者，他们的健康与生命竟抵不过一纸合同。

　　显然，深圳当局不敢接这个“烫手的山芋”。深圳市信访办回应“尘肺门”时称：根据国家规定，一旦检查出尘肺病，由你最后干活的那家工厂来承担责任。如果深圳没有劳动关系都给你鉴定职业病，那么在中国做过爆破的都可以到深圳来，所以相关行政部门将履行“依法办事”原则，对于“历史遗留问题”，不能由现在的人来买单。

　　并非始自今日，各种弱势群体维权问题一直变换着形式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孙中界断指明志、成都唐福珍点火自焚、黑龙江代力以身试药，以及屡屡的跳楼讨薪等事件看出，这个社会的各项制度安排，并不能为他们提供有效表达诉求、维护自我权利的合法途径。为实现本该由社会保障的正当权利，也不得不铤而走险。弱势群体维权的手段越来越极端，公众与政府的关系越来越僵化对立。罹患尘肺的深圳农民工会以何种方式维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难道真要像张海超“开胸验肺”吗？

　　相关部门权责不明、互相推诿难以走出问责怪圈是存在多年的诟病。在政府公权力的庇护下，繁缛的制度和复杂的程序织就了一张强大的保护网，使原子化个人面对公权力时毫无自卫之力。如果将工伤认定程序的三个阶段——申请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和工伤待遇索赔——完全顺利走一遍，大约需要16个月。至今为止，这些劳务工争取矽肺职业病鉴定已有三个月，维权带来的压力都让他们的身体和精神接近于崩溃，其中一人已经死亡，有些回到工地重操旧业，另一些则住进救助站继续在维权道路上艰难前行。

　　目前，我国受到职业病危害的人数已超过2亿，大多数建筑行业的工人拿不到合同。为逃脱法律关系和责任，这些有毒有害企业一般与工人口头约定，而不愿意与他们建立合法的劳动关系这样，我国出台两年的《劳动合同法》也就不能为弱势群体带来权益保障。

　　由此看来，我国法律诞生于国家权力机关，却不能为弱势民众的诉求解决问题。地方行政权力垄断了一切表达和解决手段，他们掌握了执行权甚至解释权，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而是“自古华山一条道”。尽管从9月份开始，深圳市就成立了工作组，对深圳建筑工地进行检查，依法取缔20多家年审过期、无营业执照的爆破企业，但这种政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贯手法并不能根治弱势群体维权难的问题。我国目前亟需打破法律的“玻璃门”，让法律不仅看得到，而且让应受法律保护的公民都不碰壁进得去。

　　今年12月，美国《时代》杂志揭晓了今年年度人物，“中国工人”群体位列亚军，这个庞大而平凡的群体，继周恩来、邓小平成为第三位西方媒体眼中最伟大的人物。他们的合法权益保障逐渐引起社会的关注。六位来自中科院、清华、北大、香港理工的社会学者，联名致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希望通过还建筑工人一份合同，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由此，深圳“尘肺门”中的受害农民工在维权路上艰难地迈出一步，然而，他们背后千千万万弱势者的维权之路还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