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武汉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今年两会期间带来了一项很让人咋舌的提案：《关于将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高校的大学英语的教学外包给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的建议》。6000多字的建言，最引人注目的，是建议“将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四大名校为首的高校英语教学外包给新东方作为探索和试验”，“以新东方的成功模式推进中国高校的机制创新和体制重建”。

　　如此建言的原因是叶代表观察到“中国大量高校培养的学过英语的学生，要出国留学，或考研深造，都要到以新东方为代表的培训机构去重新回炉，否则就考不上”。叶青副局长的另一身份，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教授，并且有指导博士研究生的资格。一个理应深谙教育真义的大学教授提出让人啼笑皆非的建言，但是他的原因却又言之确凿，活生生的例子多的是。

　　就举广外为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常人听来学生英语造诣应该很高的一所外语类院校，很多人在出国考取的TOEFL、GRE、GMAT也要去新东方等教育集团回炉，否则的话就没有信心通过考试。更何况是北大清华这种非外语类的综合院校？

　　现在中国像新东方这样的教育机构多的是，这些英语教育机构宣称虽然不能够实质提高学员的英语水平，却能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学员的应试技巧。除了广告词打得响亮，还加入了衍生产品等其他商业性浓厚的营销策略。新东方2006年9月在美国纽约交易所上市，其老总俞敏洪是很多年轻人的偶像。新东方的教学资料，在大学生中颇负盛名的人人网和空间日志中转载无数，足以窥见新东方的品牌效应。

　也许有人会觉得，每个人在参加考试前都会参加此类训练班，如果自己不参加岂不吃亏。而在我们的泱泱大国，国民都不喜欢做吃亏的事情。《南方都市报》近日发表的时评就认为这样的跟风是博弈论所说的“囚徒困境”：别人参加你不参加，你一定吃亏；别人不参加而你参加了，你就占便宜。但是作者王则柯同时也指出一个结果：这样的拼高分策略中国学生不一定受惠：当TOEFL、GRE、GMAT考试的主办机构认识到中国的考试学校能够把学员成绩大幅度提高，他们的应对措施就是折扣评估中国考生的考试成绩，比如中国考生的600分相当于他们本土考生的500分。导致中国学生失去“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地位。

　语言是一门工具，但是纯工具论的学习方法会造成缺乏自己独立思考的教育悲剧。我们总是期望学习能带给我们一些利益：考大学是因为一份好工作，考TOEFL、GRE、GMAT是想在外国找机会，我们很少回归到单纯的学习本身，忘记了学习在古人眼中也是一种快乐汲取知识的爱智表现。哈佛大学前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说过：在哈佛大学，即使没有学生选学拉丁语，校方也有责任使该系继续存在下去。因为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的古典文学著作是人类的宝贵遗产。大学不能由成本会计师开办，也不能办成一个只跟着变化的市场转的商业性企业。如果大学的教育是可以和英语教育机构等办学组织一样用考试成绩的高低来评估教学水平，那完全是把大学的教育职能功利化和量度化。而真正的教育起到的效果，是不能用太多条条框框衡量的。

　从叶代表的提案不仅看出中国的英语教学存在诸多弊端，我们学生也需要反思自己的学习能力。理应说，中国学生擅长考试，我们在初中，高中为了考取高分已经熟知了考试需要的一些基本技巧。而参加英语培训班所接受的完全是一套相应的模式，不过是有老师为你总结并系统化，而这样的总结能力其实是一个接受了多年应试教育的学生所应具备的，去报名此类课程只是获取的途径更快捷更方便，不需自己动脑思考总结。但是鄙人不禁想问：这种突击训练不是加强版的高考应试训练营吗？我们寒窗苦读12载，上了大学，结果还是倒退回高中的应试能力训练，这不是能力的一种倒退吗？从来都是遵从往高处发展的的进化论，怎么我们甘心变回猴子呢？

　新东方等语言教育机构只是一个侧面，不仅是新东方，考研出国考公务员等此类职业培训班，都彰显了同样的跟风心理和教学困境。此类培训班在各大高校摇旗呐喊，广告显眼而张扬。而我们大学生确实也参与度很高，很多人都报名了此类课程，自己不报还反而有种差人一等的感觉。本来这种培训班更多是商业性质的谋取利益，而大学的独善其身和培养完善人格的职能又怎么能和这种商业性质的办学机构沦为一谈？而这种现象，其实也从侧面反映出浮躁的学风，整个社会的商业氛围之浓厚，我们大学的目的如果是像办成新东方这种快捷方便的应试类机构，中国的教育境况真的值得深思了。

　大学提供给学生的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思辨的创造力，而这种快速学校是在怎么应试方面作突击训练和强攻。这种纯功利性的教学方法，对整个学术界的贡献范围是零。如果我们的大学教育沦落到纯应试的可悲境地，那大学教育的意义何在，我们直接按照中学的教育模式延续不就完事了。如果我们的英语教学缺少了文学等底蕴做根基，而只是这种纯功利性的输入，那么这是中国大学教育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