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命令”，是责任的“集结号”，也是对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公民道德建设的一次“大考”。直面疫情的严酷检视，我们看到了太多站在道德高地上的凡人善举。他们中既有在科研一线开展攻关，老骥伏枥的院士，在抗疫一线用青春，甚至生命守护病患的90后、95后白衣天使。也有默默无闻奉献在楼宇街巷之间，为市民24小时服务的街道干部、志愿者和人民警察等等。正是一批批无名英雄的革命道德让中华民族精神、新时代人民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让我们对疫情有了足以自豪的回应。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依然有民众的道德素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不符，与疫情防控违和，与“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目标还有不小距离。公民道德发展不一致、不均衡现象尤为值得注意。

首先，广大党员干部甘于奉献、众志成城。但个别行政官员政治道德素质不高，官僚主义顽疾依旧，存在明显的不一致现象。

行政官员作为掌握并行使公权力的服务人员，“善治”是其依法行使权力的关键指标。具有善治能力就是最大的政治道德，因为善治的终极目的便是“治而为善”，把党和国家的善政贯彻体现到自己的行政服务中来。疫情爆发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为了人民的安康，广大党员干部身先士卒，全力抗击疫情，成为一面移动的党旗。期间涌现了不少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他们无愧于人民的嘱托。然而，个别干部却没有交出合格的历史答卷。究其缘由，他们还是没有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摆在第一位，没有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装在心里。恰恰相反，他们视权力为瑰宝，拿职位当“金刚罩”，官僚主义思想依旧。其中既有云南大理截留外省防疫物资留为己用的胡作为，也有湖北孝昌冲入居民家中，对打麻将的一家三口抽耳光的乱作为，还有拒绝下沉一线，甚至是临阵脱逃的不作为。这些都是政治道德素质不高，现代治理能力缺失的反面典型，不仅没有起到正面防疫作用，反而引起社会民众的强烈反感。

其次，广大人民群众高风亮节，万众一心。但一些民众公德缺失，视法律道德于不顾，道德素质不均衡现象突出。

无论是新冠疫情来势汹汹的爆发初期，还是逐步稳定的当下。始终有一大批“最美逆行者”，高风亮节，胸怀革命道德，忙碌在抗击疫情的最前沿。他们中有院士、医护人员、军人、警察、社区干部，也有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志愿者组织。尽管身份不尽相同，年龄差距悬殊，“战胜疫情，为国担当”却都是对他们最佳的道德阐释，让令人动容的故事不断出现。但令人遗憾的是，也有民众视法律道德于不顾，肆无忌惮地破坏公序良俗，不断击穿道德底线，触犯法律红线。他们中有人大发疫情横财，疯狂倒卖口罩等宝贵防疫物资；有人刻意隐瞒病情致多人感染；有人在门把手上大吐口水，谩骂送菜上门的志愿者；有人殴打防疫一线的医生和社区干部，更有甚者摆出了一幅官老爷的架子，强令正在抢救病人的护士去打扫厕所，可谓丑态百出。凡人善举与恶人恶行，尽收眼底。

疫情犹如一面明镜，照出了民众心中的真善美，也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假丑恶。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就提出了“推动全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一个新高度”的总目标。对照这一目标，面对本次全社会公民道德的“大考”，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公民道德发展中突出的不一致、不平衡现象，亟需教育，弥补短板。

比如，要实施精准的公民教育。聚焦领导干部和民众中的正反典型事例，以事例为靶向，以社会舆论为工具，强调教育的实效性，把疫情视作动态的公民道德教育“大课堂”。反观以往道德教育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线上与线下分离的弊端，可以积极利用疫情中涌现的英模人物进行责任教育、家国教育；用反面事例进行法律教育、公德教育，以此开展全社会的自我教育、批评教育、让疫情成为“接地气”的大课堂。

再比如，把公民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教育的最大合力。公民道德教育以“德”为魂，以思政教育以价值观为纲，二者可以围绕此次疫情合力开展公民品德、法律伦常、家国责任、命运共同体教育，产生共鸣，夯实认同基础。对英模人物要及时表彰、对道德失范要火速谴责，甚至诉诸法律，形成体系化的社会合力。

还有，要着力培养民众的志愿服务精神。奉献与服务是志愿者工作的要义，也是社会成熟度的一个鲜活指标。与重大疫情抗争，党的坚强领导、社会主义举国体制是重大优势。而在这种优势中，每一位公民志愿服务的自觉意识和自发服务实践是重要的策应要素，也是彰显大国公民道德素质的具体表现。所以，未来有必要在公民教育中着重突显志愿服务精神的积极培育，建构动态、弹性、灵敏的志愿服务体系。完善这一社会治理的柔性组织，更好地开展社会服务。

疫情终将过去，但“大考”理应成为一种社会道德的鞭策意识，民众的习惯思维留存于人们心中，不应忘却，也不能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