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清华大学博导陈丹青辞职的事，大家都知道。我想，陈丹青之所以要选择“回归真正艺术家的日子”，出于“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陈丹青之所以敢选择这条路，很简单，因为他是陈丹青，而不是别人。显然，“不合理和荒谬的规则”是存在的，而普通教师，不敢漠视“待遇问题”，也就没胆量对体制“发出挑战和拷问”。

这场挑战，没有胜利者。无论是作为“胜方”的陈丹青老师，还是作为“负方”的清华大学及其背后的教育体制。

这里有一组关系：实现教师主体性的制度瓶颈。

谈到教师的社会角色，想先强调一点：教师首先是一个人，一个社会人。也就是说，教师首先属于《世界人权宣言》，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然后才属于《教育法》以及《教师法》等。

让我们看看，中国已经加入的《世界人权宣言》的一些条目。人人有思想、良心的权利（第十八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享有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第十九条）。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第二十六条）。

我以为，教师的成长，首先是其作为一个人的成长。现今的中国教育界，正在大肆提倡“教师的专业化成长”，甚至有将这种已经狭隘化了的成长更狭隘化，使之等于“两课两反思”的趋势。此中趋势的背后隐藏这巨大的危险。

以毛泽东的成长案例来看，如果当时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没有杨昌济等“进步教师”，如果当时的北京大学没有陈独秀、李大钊，没有《新青年》杂志，可以肯定地说，便不会出现后来那位叱咤风云的毛主席。

当前中国教育的危险在哪里？我以为，危险之一就是我们将教师成长概念极度狭隘化。我们只要求教师“像一位教师”，而不是要求他首先具备“一个社会人”的思想文化视野和相应的角色意识。

另外一组关系：实现教师主体性的社会与文化瓶颈。

目前我国主流文化和社会大众对教师的预期定位，大多出于两个维度：知识和道德。知识越多的老师越是好老师，加班加点道德垂范的教师就是好老师。至于教师是否在“社会人”的维度上得到了充分而全面的发展，几乎没人关注，无人问津。

关于学生发展，新课标提出了“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维度的指标。我很以为然。同时，我在想，学生所应该具备的成长维度从哪里来，应该以什么作为凭据和前备，达成的障碍为何。

自然，我想到了教师。我以为，“情感态度价值观”作为一个关涉发展的命题，首先应该面向教师，并且应在全社会全历史的背景下予以观照。成为“知识容器”是教师的悲哀，然教师的视野和精神不能超出教育之篱笆，不能站在人类文明的整体高度来定位自己的事业乃至最细枝末节的工作内容，从而具备一个社会人的主体性，更是中国教育的无奈。

活在2005，活在中国，活在校园，活在某某教研组，拿着或语文或数学或物理或化学课本，是教师的此在。但，我们也活在对历史的反思中，活在对现实的审视中，活在对未来的瞻望中，活在大千世界中……我们应该有丰富而多维的生存维度，我们是这样一个多维立体座标中，最灵动最有活力的点。我们以开放的姿态划过人生、思想和学术的天空，留下一条又一条流畅而美丽的曲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我们想这样做教师么？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应该成为社会对教师以及教师对自身的基本期予，从而，先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人，而后成为教师。杜威说过：“教育即成长，学校即社会。”我理解，这种“成长”对学生而言，应该是一个无知孩童逐步社会化的过程；对教师而言，意味着他必须关注社会，自觉主动地感受社会，评价社会，使自己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在此基础上，“身言合一”引领学生实现社会化发展。所谓“社会化”，我认为不只在于“适应”，更重要的是，要对社会有自己的评价、设计和想法，如此，便有了此前所言的“主体精神”，便有了具备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教师和学生，也就有了真正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崭新的中华民族。

关于一个人的主体精神，我想到了春节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热播、全国收视率极高的一部电视剧《汉武大帝》。应该有相当比例的中小学教师和学生也收看了。我想知道的是，听到编导肉麻吹捧刘彻“燃烧自己，温暖大地”的时候，有多少学生会感到“不适”，有多少教师会产生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