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CL是很成功的一本教材，李筱菊教授是中国交际法的先驱。”这是CECL教材副主编、英文学院肖惠云教授发自心底对CECL的评价。

        20世纪70年代末，李筱菊教授根据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结合中国国情批判地接受了当时世界上先进、前卫的“交际法”理论，即“在用中学”理论。当时，面临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趋势，我国急切需一批外语人才。这批外语人才的对外交际不仅需要语言形式，更重要的是内容。不仅要学习外国文化中的精华，提高国力, 同时对外交流中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李筱菊教授认为在当时中国的英语教材中没有这样的教材，传统的教材基本上是语言知识的载体，无法培养语言学习者的交际能力，所以她没有采用国内的教材。同时我们不是要培养“洋奴”，也不是为移民做培训，因而，李教授也没有采用国外的教材。这套教材不仅要教学生如何应用语言，同时在内容上要包罗万象，要适应当时国际上文化交流的需要。当时中国全力发展国民经济，要在世界上挣一席之地。所以怎样做一个中国人是摆在学习外语学习者面前的突出内容。在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下，如何在保留中国文化的同时与世界交流也是一个问题。李教授根据交际法理论，结合中国的国情及需要，提出一套完整的语言和语言教学理论，制定教材编写的大纲，编写了CECL教材。

CECL刚出版时，国际上评价很高。当时British Council 认为它是一本划时代的教材，是中国第一本贯彻“在用中学”理论的教材。在中国，是前卫的一本书。国际知名语言学家，美国Eugene A. Nida 教授对CECL的评价相当高。但当时在国内以及在英文学院，不少人不理解“交际法”理论，认为所谓的交际法只是要流利不要准确。他们认为一旦容许犯错，就会养成错误的习惯，再也难以改正。因此认为对学生应严格控制，只有学生已经掌握的不会错的，才能说、写，才能读、听。于是学生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半步。李教授认为这实际上是扼杀了流利，扼杀了交际，也扼杀了学生真正学习英语的机会。到头来即使学生在课堂里取得所谓的准确性，一旦离开了课堂，投入真正的交际中，不但流利说不上连苦心培养的准确性也丢了。李教授认为学语言犯错误是正常的，是进程中必不可少的现象。就像小孩子学走路，如果怕摔跤，不敢走，永远都学不会走路。同时她认为CECL教材并不牺牲准确，而是通过流利去追求准确，而且是真正的准确－交际中的准确。当然，交际法在当时是一种西方提出的新的理论，不一定完全适应中国学生的具体情况。但是李教授认为每一种新理论刚开始应用时出错是难免的，只要这种意识是对的，人们可以结合实践加以补充，使其符合我们学习英语的具体情况。

CECL属于教育部统编的教材，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于1983年在我院试用。一开始只是在两个班试用。CECL教材内容丰富，教学形式灵活，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所以尽管当时两个试用班只用CECL教材，而且强度达14课时每周，同学们仍然喜欢上CECL课。而其他班的同学羡慕不已，CECL试用一年后，其他班的学生主动要求用CECL教材。以后CECL便在英文学院大范围试用。近几年，主编者也联系实际，对CECL的内容进行了部分更新。CECL课也从原来的每周14课时减少为每周7课时，辅以阅读、写作、口语等课程。尽管在20世纪70、80年代交际法理论及CECL饱受攻击，90年代交际法已经被普遍接受，许多教材也标榜其为交际法。但有一部分人仍然认为交际法不适用。1996 英国一名学者Greg Fllis 根据他在越南教学的经验，提出交际法在亚州不适合的理论。肖惠云教授认为交际法之所以在越南不试用因为越南的开放程度不够，人们的思想不能接受，正如20世纪70、80年代中国的情况。肖教授认为在当时日本、香港都不能接受交际法理论情况下，李筱菊教授对该理论的理解很准，很有远见。

CECL对老师的要求也相当高，老师不仅要具备很强的听说读写的能力，同时要掌握交际教学的理论。老师上课不能满堂灌，而是要启发学生独立思考能力。老师上课不仅要教授语言知识，还要根据国情、联系实际地介绍西方国家的文化知识，补充一些经典作家的作品，扩大学生知识面，使学生对西方的人性、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肖教授认为CECL可以非常有效提高学生应用英语的能力。在80年代，英文学院参加外交部面试以及联合国译员考试的学生都认为CECL很实用，可以应付这一类考试。学过CECL的同学参加雅思、托福考试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CECL在全国发行后，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的同学在用完CECL后参加TEM-4考试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国内其他高校使用CECL的效果也很好。广外学生在应急场合的口头交际能力在全国也是得到公认的。

何其莘教授听完大一的CECL后这样称赞CECL“一年级的课就该这样上”。

 资料来源：英文学院辅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