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广东等地出现了部分银行暂停高校国家助学贷款的现象。有专家分析认为，大学毕业生还贷情况不佳，导致贷款风险凸现，是银行停办助学贷款的主要原因。据报道，不少高校毕业生贷款的违约率超过了20％，有的高校甚至达30％—40％。在这高违约率背后，大学生诚信又一次受到了“拷问”。

　　在早些时候,一项对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七所高校的5000名大学生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约10%的被调查者承认自己在考试中经常作弊，另有59.5%的被调查者承认偶尔会作弊；而在将来的考试中，肯定不准备作弊的则只占58.1%。诚信缺失俨然已成为当代大学生的一个通病 。

　　古人早就说过“人无信不立”。在中国历史上, 诚信一直作为道德命题而存在。同样,现代意义的诚信观念也没逃离这个命题.。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经济是一个利益最大化的经济, 市场主体在法律、道德允可的范围内追求利益最大化本无可厚非,但这一切必须以诚信为基础才能得到保证；又认为交易最理想状态是市场主体人皆尧舜，本着诚信的心态进行交易。因为双方本着诚信原则进行交易，意味着成本下降，利益最大化才能得到实现.在当代,大学生是一个国家的未来,但是连大学生都病的如此严重,如何令人民放心把国家交给他们？

　　一直以来，我们都把诚信问题定位为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事实上，这已不能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了。所以，我们要根治诚信缺失，就必须从制度层面上着手。这并不意味我们低估道德舆论在约束人们行为方面的巨大作用，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道德正受到功利主义前所未有的冲击。于是，在一些人的眼中，诚信成了一种脆弱的美德，一旦涉及到利益就会夭折。有学者就认为,当道德观念发生碰撞或冲突时，道德本身不可能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诚信制度化后就不同了：诚信道德一旦纳入法律轨道，就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普遍的约束力，他强调的是法治；如果有谁不讲诚信，他不仅会受到道德舆论的谴责，而且还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西方为什么能形成如此优良的个人信用，就是因为长期来形成了一套健全的诚信体制。他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用到个人信用，而他们所有的信用表现都会永远记载在每个人的社会保险号底下（这个社会保险号是终生唯一的），所以一旦被发现失信，屡犯后便会面临信用危机，预示以后他将寸步难行。现在我们把诚信道德提升为法律规范，通过国家强制力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是同样的道理。其实,这与我们国家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也是相一致的。

　　而现在有不少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积极行动起来。上海市早在2002年就推出高校学生个人制度,在学生进校第一年起, 就开始为他们建立诚信档案。之后，广东推出上市公司董事个人诚信档案,江苏出台会计师个人诚信档案，各高校也纷纷建立自己的学生诚信档案……诚信制度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赞成。由此看来，在社会主义中国逐步建立中国特色的有效的诚信体系，跳出诚信道德化的传统框架，向诚信制度化迈进,是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