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泽东辞世的时候,我祖母所在的工厂停产了三天。几个年轻女工声泪俱下地抓住厂长的手问：“我们以后怎么办？”

   1997年，邓小平逝世，我们一家坐在电视前一边看新闻联播一边为这位老人感到淡淡的遗憾：再过几个月，他就能到香港的土地上看一看了。

   时光冉冉二十余年，我们对领袖逝去的态度已有天渊之别。这也正是小平他所愿意看到和努力促成的。在他去世之前,权力的交接和新政的实施都已经十分清晰有序,一切都在按既定方向稳定发展。退居幕后的他依然保有巨大的精神号召力，但他更愿意通过杨绍明那些著名的照片向外界传递一个慈祥而朴实的祖父形象。在这种从领袖向平凡人过渡的感召下，他身后的中国民众也开始脱胎于狂热和敬畏的心理，对领袖人物的认识变得冷静而理智，就如《南风窗》在纪念特刊中所说的，小平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从“伟人政治”到“常人政治”的时代。今天，在他诞辰一百周年，回顾这位伟人辉煌的一生和始终朴实求真的性格，歌功颂德显得那么苍白无力。让我们换一种方式吧，细数他晚年的点点滴滴，像他希望的那样，平静地怀念这位中国人民的儿子。

   从指点江山到平淡生活,多少昔日的领袖人物都会感到无所适从,若有所失,但这却是小平晚年淡出政治舞台后的真实写照。自1987年起，小平就开始逐步卸下身上的担子，那一年他辞去了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职务，1989年又辞去最后一个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1994年以江泽民为中心的领导集体完成最终交接，这一过程在平稳中进行，没有出现毛泽东去世后的混乱局面，也为后来小平逝世后没有出现动荡打下了基础。我们无从得知小平对多年的政治生涯有多少的留恋之情，但我们看到的是，在他认为应该放手的时候，他便以雍容的风度地淡出这个风云变幻的舞台。在北京那个充满儿孙欢笑的四合院里，开始另一种生活。

   打桥牌赢了聂卫平，他会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之情；在北戴河游泳，护士和他“谈判”，试着让他上岸，他坚持要尽兴而归；他和孙儿们逗乐，有时小孩儿闹得太过了，他一句“胡说八道”就算是把孩子骂了。在一张著名的照片上，他小心地掀开满月小孙子的小被褥，慈爱地看着熟睡的小婴儿，那一刻的真情流露，与任何一个普通的爷爷并无二致。在伟大与平凡之间，他找到了那个无数风云人物都无法把握和无法适应的平衡点。或许这一切，源自他一生中对平凡生活都保持热爱之情，源自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不以伟人自居的谦逊，源自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人生几度大起大落后的宠辱不惊和怡然自适。

   我们知道推动国家社会转型或变革的力量是生产力这只看不见的巨手，但杰出领袖的往往起着关键作用。一位伟大的领袖或者在国家民族多事之秋大声疾呼，拯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或者在急难之际临危受命，力挽狂澜，又或者在整个国家不知何去何从，苦苦摸索出路之时指点迷津，引导民众走正确的道路。远溯至法兰西引以为傲的拿破仑到明末高举反旗的闯王李自成，再到二战时以勇气和谋略著称的丘吉尔、引导中国人民走向光明的毛泽东、甚至最近去世的极富个人魅力但又手段强硬的里根……我们所知道的这些领袖人物，无不是分别在这些不同的时期崛起于人群之中，而小平更是他们之中在不同时期都独当一面的佼佼者。但是,不少杰出领袖都在民众的崇拜下开始忘记检视自己，拿破仑和李自成最后还是当了骑在人民头上的皇帝，丘吉尔因为在战后继续鼓吹已经不合时宜的政策而导致自己光环逐渐褪色，毛泽东晚年也因为过度相信自我判断而犯错……与别的政治家相比，小平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在权力的顶峰依然保持他平实冷静的本色。若说毛泽东富有英雄气概，小平更愿意强调制度的作用，个人的意志不能左右国家的发展，国家的政策也不应随个人的进退发生骤变。目睹了毛泽东逝世时全国压倒性的恐慌和混乱，见证了苏维埃的分崩瓦析，小平认识到个人崇拜和长期专权会给国家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他晚年为什么一直在淡化伟人的作用。当一个国家是依靠民主政治的健全而不是靠领袖的个人意志来运转，当一个社会是靠规范的法制环境而不是伟人的个人魅力来约束民众，我们的国家就真正成熟了。当我们不再需要俯仰伟人的鼻息，不再因为领袖的离去而举国上下如丧考妣，当我们在以后许多个诞辰和忌辰都能像今天这样平静而依然充满深情，我们的民众也真正成熟了。这是小平的理想，也是他晚年力趋平凡却更显伟大之处。

   最后，让我以一句被各种邓小平纪念专刊多次引用的话作结：

   “生活在伟人时代是一种幸福，生活在一个不需要伟人的时代更是一种幸福。”          

                                   ——谨此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