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政楼二楼这间小小的工作间里，各式书籍 “霸道”地占据了四面墙，甚至连地面也不放过，办公桌面上是层层摊开了又重叠的、做了各种标记的词典。埋首书中的，是前广州外国语学院院长、后曾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的黄建华教授。

动乱年代：‘躲’到广外来

黄教授年近古稀，但依然开朗健谈。他告诉记者，广州外语学院于１９６５年正式开办，招了第一届的学生，一年后（１９６６年）就逢“文革”之风袭来，时任院长的饶彰风同志被诬陷为“纠集牛鬼蛇神”而遭受批斗。回首这段往事，黄教授说：“我当时从中大毕业以后就留校教书，文革时都停了课，学校里各种运动都闹得很厉害。我当时是‘逍遥派’，因为家住这里（黄教授的夫人在外语学院工作）就成天‘躲’到这里来，所以对于当时的情况也是比较清楚的。”

到了１９７０年，中山大学的外语系、暨南大学的外语、外贸系并入广州外语学院，同时更名为“广东外国语学院”，后来改为“广州外国语学院”，黄建华教授也就随之成为了广外的一员。“可以说是广外的第一次‘合并’吧。那时可是真正的‘一窝端’——不但是人，连中大外语系的系图书馆都搬过来了。所以，广外虽然建校时间不长，但却有一定的历史厚度。”黄教授说，“后来，中大重办了外语系，又从广外招回去了一批人。我没有走，一起留下来的还有桂诗春教授、李筱菊教授等。”

合校：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１９８９年，黄建华教授正式出任广州外国语学院的院长；１９９５年，外语学院与外贸学院合并后即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黄建华教授亲身经历了广外的第二次‘合并’，而这一次却远不及上一次的轻松。

“‘合’是阵痛，‘分’则长痛，”黄教授说，“那时候的措施是将外贸学院整个校区全都搬到广外来，那边（外贸学院）的师生反映十分强烈，学生们联名上书明志：坚决不搬！一长串的名单交到我手里．．．．．．可如果不搬，这‘合’就只能成为口头上的东西，名合实不合。后来我们先是搬了一半的学生，虽然不愿离也还过来了。大概一年半以后，那边（外贸学院）的学生又联名上书，强烈要求搬过来了。”真是富有戏剧性。在此过程中，黄教授作为行政领导，感到最难办的就是人事的调配问题，“外贸学院虽然规模不大，但也有一套完整的人事机构，两家合并之后人事的重新安排就是个问题。最后安排完毕之后，人事体系就比原来的两家学院精简了近三分之一。所以俺从这一点而言，广外的这次合并，在教育改革上、在历史上都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不过黄教授说，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学校的名字。“原来李岚清副总理主管教育工作的时候就多次提出这个问题。新校名是并立式的，叫起来不顺口，而且把专业的范围给限制住了。”他的口气中不无遗憾。

惜时如金：年三十晚上，我就在房里工作

从１９８９年至２０００年６月，黄建华教授共任了１１年院（校）长，而这期间，他在学术研究领域依然是建树不断：继１９８９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后，１９９４年获法国政府颁发的二级教育勋章；１９９９年又被评为“南粤杰出教师”；其学术论著《词典论》1989年获广东优秀社科科研成果二等奖，他规划并主持撰写的《英俄德法西日语文词典研究》一书1994年获广东优秀社科科研成果二等奖。“七·五”期间，他与陈楚祥教授合作，共同承担了国家教委的科研项目：“双语词典学研究”，《双语词典学导论》（商务印书馆出版）1999年获广东优秀社科科研成果二等奖。此外，他还参与辞书编纂实践，曾主持并参加编订《新简明法汉词典》，还主编了附有详尽英文索引的《圣经人物辞典》，前者1983年获广东优秀社科科研成果三等奖．．．．．．

对于这些荣誉，黄建华教授说得并不多，他只是告诉记者：“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我只是把自己休息的时间都用上了。”他回忆起自己每年度过农历新年的情景，“年三十晚上，我就在房间里工作，电视里播放的春节联欢晚会要是有什么好节目了，我的妻子就会叫我出去看．．．．．．”在担任学校行政“一把手”期间，黄教授也没有享受过一次教委或工会组织的公假。“什么都想得，什么都得不到。享受了，做事情的时间自然会短。”简短的话语，意味深长。

已经从行政职位上退休了的黄建华教授，现在仍然是四位博士生的导师，每天在他这间小小的工作室内，黄教授恪守着办公作息时间，于浩繁卷帙中不断耕耘着。

谈及其主攻专业“词典学”，黄教授用一句颇有哲理的话回答：“凡是客观存在的东西，都有值得研究的价值；词典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于是就会有去研究的人，并产生相应的学问。”黄教授说，现代人查阅的东西比阅读的东西多，辞书在出版业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它必须有人研究。

怀念先师：不要让他被埋没掉

作为曾受教于梁宗岱先生的弟子，黄教授收集、整理了梁先生的译作与诗作编成文集，并与梁先生的另一名学生赵守仁教授为其撰写生平一并出版。黄教授将梁宗岱先生的文集一本本的展示给记者，其中就有这套《梁宗岱文集》，还有他与梁先生合译的《蒙田随笔》以及梁先生的古体词集。

“别人写梁宗岱先生的传记都是从文学的角度来写的。我从５７年到８３年他（梁宗岱先生）去世，一直都和他在一起，我写的时候，（传记中）具体、感性的东西比较多。现在研究梁宗岱的人比较多了，大家都注意到他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上的贡献，我们则希望能够把他的一生都呈现在世人眼前，不要让他被埋没掉。”

在其文集《词典学研究》一书的自序中，黄建华教授说自己最欣赏的格言是郑板桥的“学者当自树其帜”；而他早已用自己的为人、为学实践了这句话，树立了一面领昭后辈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