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他书房的案头上，堆砌着一摞摞书稿。这些白纸与黑字就是在他跟时间的角力中蒸馏出的点滴结晶。在这个暮春的雨天，记者来到他的家中，而在开门前，他一直坐在书桌前整理他的书稿。马桂琪教授，这位45年来完整见证了广外成长发展的老教师，向我们倾吐他眼中的“广外地带”。

翻开广外第一页，喜不自禁

　　流年五十载一晃而过，在马桂琪的脑海中，有关广外建立的这段回忆却从不曾褪色。1964年年初，从高教部传来消息，根据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有关指示精神，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广州外国语学院将先后成立。广州作为祖国大陆的南大门，对外政治经济交往频繁，且每年春秋两季都举行广交会，再加上当时严峻的国际政治大环境，其对外语人才的需求逐渐增长，在广州新建一所外语院校迫在眉睫。广东省政府十分重视广外的筹建，省文教办主任饶彰风亲自主持了此项工作。来自中大、华师等重点学府的精英毕业生们被委派协助筹建广外，马桂琪便是其中一员。从此，他开始了与广外忧戚与共的人生旅程。

　　作为当年最早参与广外筹建的专业人员之一，如今回忆往事，马桂琪仍无法平息激动的心情。他说：“这样一所前景十分远大的涉外型大学就在我们的参与下诞生，我亲历了它排除万难不断发展的这一历程，怎能不感慨？”

初建时期广外第一届积极分子会议留影

前排左五是党委书记兼院长饶彰风，后排右二是马桂琪

白手起家，吹尽黄沙始见金

　　马桂琪回顾往事，恍若历历在目。1964年和1965年到广外的外语人才，大部分是刚从名牌学府毕业的年轻人。“饶彰风同志非常重视我们，认为这是一群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优秀分子，接受过深刻的理想和路线教育，经历过六十年代初经济生活困难的考验，又对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有一定的了解，有一股为祖国教育和外事外贸事业培养新人才的献身精神。”

　　青年教师们首先在中山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等校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深造或实习。1965年春节后，他们便开始了具体的教学准备，重点是制订教学大纲、确定基本教学方法和编写基础教材。他坦言，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国内许多大学的外语专业都主要走文学道路，基础阶段就开始偏重采用文学作品或相似的文本作为基本教材，对口语与听说能力的培训重视不够，造成不少学生患上所谓的“聋哑病”。当一些“老校”还在继续走“老路”的时候，广外的年轻老师们认为，作为新建的学校，在基础阶段应该大胆实行“听说领先，读写跟上”的教学原则。那时，市面上没有适应这种教学需要的教材，他们就决定自行编写，自配图画。课堂上，学生不看教材，只跟着老师说，课后听录音机播放的语句，晚上才拿着活页教材继续复习。

　　新方法普及开来，立竿见影。在1965年秋新生入学数星期后，学生们就积极主动地在课后与兄弟院校前来听课的的老师进行德语会话。对于负责德语教学的马桂琪来说，这一事实尤其感到鼓舞。“听说领先，读写跟上”后来一直是广外很多语种基础阶段遵循的教学原则，始终表现出其生命力。”马桂琪说。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正常的教学无法进行。在“复课闹革命”阶段，老师们加紧帮助学生补课，还充分利用当时社会上对外语的强烈需求这一契机，带领他们到交易会、国际旅行社和需要翻译人员的企业进行实习。吹尽黄沙始见金，广外的第一届学生终于在1969年如期完成学业，有相当数量的毕业生后来成为了工作单位的骨干。

与广外德语系一起成长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广外开始正常招收本科生。此时领导德语系工作的是马桂琪之前的导师张佳珏教授。张佳珏是著名的德语词汇学专家，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一向被马桂琪视为典范，其当时组织编纂的新德汉词典受到了广泛好评。

 
张佳珏教授（左三）和马桂琪（右一）与几位早期的研究生在一起

　　七十年代，马桂琪主编的新教材日益符合教学需要，而学生也感到比较容易掌握。1980年，马桂琪重新主持德语系的工作。当时，他每周课时和别人一样多，而行政工作并无经济补贴，他对此却乐而为之。

　　在系主任的岗位上，马桂琪见证了广外德语系的茁壮成长。八十年代初，我校已拥有了历史上数量最多的德国公派专家，分别在德语系和出国人员预备部工作。马桂琪常常与他们促膝长谈，不断探索德语教学的的新思路。他还与王霹教授克服重重阻力，促成了我校与德国帕德博恩大学校际关系的建立，在本校乃至全国范围内，这是最早建立并得到长期坚持的中外校际关系之一，这令许多其他外语类院校羡慕不已。随后，我校与歌德学院香港分院也建立了交流关系。

　　2000年，在将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马桂琪选择了继续留在系里工作。“德语系永远是我的家”，“总是与德语系一起前进！”这简单的两句话已流露出他对广外、对德语系的一片深情。

 
马桂琪参与全国德语教材的规划工作

 
马桂琪告别教坛前夕的留影

黑板上的德语标题是：我们讨论德国和欧洲问题

广外的科研，不止一种可能

　　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我校已建成了语言学研究所（同时是全国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办公室所在地）、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科基地、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经济贸易研究所、欧洲研究中心、国际文化研究所、加拿大研究中心等七个研究机构。马桂琪就曾为其中的四个机构的创立或发展留下过辛勤与创造性劳动的痕迹，他为我们诠释了“只要机遇得当，一切皆有可能”。

　　马桂琪在德国讲学和研究后，回国不久便开始筹建本校的国际问题研究所。1992年，趁着参加国家教委组织的课题评审会的机会，他代表学校递交了建立该所的申请书。马桂琪曾在德国豪斯里申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的科研活动取得初步成果，亲自考察过两德、目睹过东欧巨变时期西方势力的部分活动和两德统一前夕的社会变化等。在被要求当场申述详细理由，他的这些峥嵘经历引起了教委有关负责人的重视，加上广外的其他优势条件，这项申请一举成功。广外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诞生，意味着广东的涉外关系学术研究不再只限于东南亚问题和华侨问题，而是开始向全方位发展。

 
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留影，曾作为当年的大事件登载在广外招生简章上

　　1996年，我校在欧洲问题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成绩。经过严格的评审后，我校获准成立“欧洲研究中心”，马桂琪兼任主任。“有一句名言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者”，马老师高兴地笑道，“这个中心的诞生，或许是很好的例证。”马桂琪在欧洲研究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受到了国内同行的重视。

　　马老师回忆说，在他任语言所的副所长时，他积极协助推进该所的重点之一——辞书与双语词典学研究的发展，带领办公室人员组织了全国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的多项活动，为我校后来的词典研究中心的成立承担了先期任务。

 
全国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组织过多次学术研讨会和词典评奖活动，我校成为此领域的研究中心，图中是黄建华校长和马桂琪（左一）在词典评审小组评奖会上

　　此外，在广外已经归属广东省领导后，学校有了较大的自主权，我校原外国文学研究所在以文化室的名义转设于国际问题研究所一个时期之后，1996年扩展并改称国际文化研究所，马桂琪也担任其所长。在他的主持下，该所除陆续推出研究性文集和专著外，还举办了我校最早的文学文化系列讲座，努力促进我校在该领域的研究与教学队伍的成长与壮大，使之处于本省的前列。

老骥之理想，在千里之外

　　采访接近尾声时，马桂琪向我们赠送了他的《爱心与高尚的礼赞——歌德诗作溯源与述评》一书。

　　“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难道不需要重振理想主义么？”马桂琪说到。“人应该高贵/乐助而善良/因为仅此一点/使他有别于/我们所知的/所有生灵。”他经常用这句话提醒学生。

 
有远在外地任教的学生告诉马桂琪，每当看到书架上有母校老师的精心之作，总是特别高兴

　　马桂琪强调，歌德的诗教导人们心中应该永存感恩之情。而他自己，对于所有的教育过、帮助过、与他合作过的人们表示感恩；对让他学习过、锻炼过、提高过、发挥过才干的岗位表示感恩；对珠江河畔的家乡、莱茵河畔和易北河畔的土地与朋友们表示感恩。马桂琪以感恩之情把一生献给了他的学校和他的事业。

　　访谈结束了，马桂琪为那些“将完而未完”的著作驱驰劳顿的心却永远不会划上休止符。

附：马桂琪简介

　　马桂琪教授，1964年中山大学外语系毕业，参与筹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前身广州外国语学院，任教四十余载，曾长期任德语系主任，并先后主持该校外国文化研究所与欧洲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又先后多次应邀前往德国歌德学院、帕德博恩大学与豪斯里申国际政治研究所等机构进行研究或任客座教授。曾师从长期在华德国诗人克拉拉.布鲁姆（Klara Blum，朱白兰）教授研习德国文学。在多年教学与研究中，形成“德语语言学/德国文化”和“德国国情/欧洲情况”两个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重点研究方向，并讲授相应课程。主要科研成果，除关于上述领域的论文和文章外，已出版专著《德语与德国文化》、《德国社会发展研究》和《歌德诗作溯源与述评》等，以及主编《现代德汉词典》、《德汉汉德经济贸易词典》和包括《外国文化研究文丛》等数种文集。目前接近完成的著作有《英法德三国关系的历史演绎》、《马克思恩格斯年轻时期文学创作研究》和《德国文化之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