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以革新为道
我常爱引用以《乌衣巷》、《陋室铭》而闻名于世的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话，“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作为我的座右铭。其意思就是以自强不息为主体，走鼎故纳新的道路。革新是人类认知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是因为我们处在信息的数量和流量不断增加的信息革命时代，人类的知识的老化率也随之增加。从放射性元素、血浆、药物到科学文献都有半衰期（即有一半成分老化）。在工业经济时代，一个人在4年大学里所学到的知识可以受用终生，只有很少一部分会过时和老化。知识经济时代则不然，数据分析显示高级工程师的知识半衰期为3年，工程师的知识半衰期为5年，一般技术人员的知识半衰期也只有7年，以平均知识半衰期6年计算，一个大学生毕业时，其4年所学知识可能有30%已经老化。根据Burton 和 Kebler的老化方程式计算，科学文献的半衰期为5年，如果一个人大学毕业后5年的知识不更新，他就有一半的知识老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类知识的半衰期更为大大缩短，有人认为，一个互联网的资源的半衰期只有6个月。更有人估计，人一生中用到的知识，只有20%是来自学校，80%来自其它管道，所以必须通过各种办法（包括自学和再进修）来更新。这是“以日新为道”的主要的理据，也就是庄子所叹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和《四书-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含意。朱熹则有更形象的说法，“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活水”就是不断吸收新知识，而池塘因为有了它才能清澈见底。
这是就人类的整体认知而言的。从个人认知角度看，新与旧的关系却是相对的。自己所不知的东西都是新的东西，而自己所已知的东西，却不一定都是新的，因为未知的东西层出不绝，所以“革新”也带有“更新”的味道，所以我们决不能满足于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所以韩愈说“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只能活到老，学到老，自强不息。从历史的角度看，越是变革的年代，学科之间的联系越密切，文艺复兴时代出现了Da Vinci那样的百科全书派，而我们现在所处的信息（后信息）时代也呼唤着跨学科的联系，一个学科的发展往往会催化别的学科的变革。牛津哲学家Austin对语言行为的研究触发起语用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发展，而语言基因FOX2P的发现对了解物种起源、人类进化、语言的产生、语言缺陷治疗、语言教学也会发生重大影响。对猿猴学话的观察和研究也会对我们研究人类交际系统（特别是利他性行为和合作性的原则）提供许多启发。在描述新世纪的学科联系的相互作用，不妨引用一句常用的成语，那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至于怎样才能走革新的道路，这倒是需要多说两句的。（1）既然革新源于历史发展，所以新和旧其实是一种继承的关系，通过扬弃旧的东西而发展新的东西；革新不是漫无目标地标新立异，找一些“噱头”。（2）革新需要实践、观察和深入思考，并非一蹴而就的。现在的研究生培养中也非常强调创新精神，有的研究生也很想在研究中提出一些什么新意，但是他们往往是把别人的思想抄袭过来，换一个名目或说法，其实是换了一顶“新”帽子。有的研究更是根据局部的一点点实验和观察，着意于提出一个什么全局性的新模型，甚至说什么多模态（multi-modal）模型。我认为创新不是拍脑袋的遐思，也不是没有真实内容的“皇帝的新衣”，更不是没有经过历史检验的痴人说梦。（3）要有敏锐的能力。新鲜事物处在萌芽状态是不容易发现到的，所谓“风起于青苹之末”，大思潮往往萌发于不易察觉之处。但是新鲜事物是否真的就是新鲜事物？还仅是昙花一现？却需要审慎的判断能力。这就认知科学和管理科学中所谓不确定情况下判断的问题。这里就不展开了。
革新应该深入研究者的骨髓，成为指导研究者终身实践的一盏指路明灯，这就是“以不息为体”的真谛。人类的认知是不会有顶峰的，天外有天，山外有山，我们要达到的也许不在于哪个高峰，而在于“攀登”。
3.广博与专攻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韩愈），这就是说，做学问可以有先（师）后（学生），但是专攻则无先后之分，能者为师；所以“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但是他没有接触到广博与专攻得到关系。
广博就是“杂学”，由于种种原因，我从小就养成喜欢看杂书的习惯，回国升学后，我买了一本解放后刚出版的《翻译通报》合订本，看到里面有好几篇翻译界老前辈写的关于“杂学”与翻译的关系的文章，深有同感。我曾做过业余的口译，也翻译过一些作品，痛感知识面的宽窄和翻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杂学”这门复杂的学问，尽量多看点我的专业以外的“闲书”。不妨举一、两个例子说明“杂学”的作用。1956年，我被借调到北京去当北京杂技团的英语翻译，到印尼、印度、缅甸等地访问演出九个月。在印尼时我陪同团长去参观一个地方的土特产展览会，团长被一种手工艺品所吸引，就停下来问它的原料是什么。印尼的主人说了一个我听不懂的印尼语，我无法找出它的英语对应词，只能按发音来说。结果团长反问，这是不是海南岛的什么什么的？我既没有去过海南，更不知道那什么什么的是否就是印尼的什么什么的，当场就卡壳了。在文革以后，商务印书馆约当时广外美英问题研究室翻译William Manchester的《1932-1972年美国实录》（即《光荣与梦想》），我负责翻译第18章《分裂之家》。刚好这一章谈的50年代朝鲜战争时美国的生活场景，当时电视剧刚露头角，所以书内谈了不少电视广告、生活时尚的东西，可是在我们翻译此书时已事隔数十年，而我们对抗美援朝间美国生活却一无所知，不少时尚的东西又往往昙花一现。这一章作者提供了的注释只有4条，我经过请教翻译大家王宗炎先生后，弄懂了不少，加了57条。但是还有一处始终没法弄懂，书中有一句Outside Detroit the market offered those who had everything solid gold toothpicks, whiskey- flavored toothpaste, and His and Her submarines，句中的submarines是什么东西？翻遍了我所有的英语词典，都只有“潜艇”一个意义，那么潜艇为何还有男女专用的？而且在市场上就可以买到？我无法解开这个疑窦，只好硬着头皮把它们译成“男用和女用的潜水艇”，一直到最近才偶然从一个国外广告里发现，submarines 原来指的是一种紧身的泳衣或潜水衣，男装和女装不一样，男的只有一条三角裤，女的则是两点装或三点装，并有图说明，而Submarine更有可能原是一个商标名，才恍然大悟。
为了扩大自己的视野，我经常到学校和系图书馆去找书看，借来匆匆浏览，便又把书还去。谁知道这还差点酿成大祸。在文革初期，始于北京的抓“三家村”恶行一下子就传到广州高校，而三家村的几位首领又以“杂家”称著。当时中大红卫兵正在大抓“牛鬼蛇神”，送到“牛栏”，一天一张大字报突然出现在中大外语系大字报栏，《不要放过这个小杂家！》，署名为系图书馆员工。大字报点了我的名，因为我经常到系图书馆去借些杂书看，他们保留有借书记录。这一下子害得我惶惶不可终日，大概不是因为我还没有资格当“牛鬼蛇神”，还是因为“革命小将”没有看到这张大字报，我总算虚惊一场，逃过了这一劫。
广博与专攻是互补的，那就是在广博的基础上专攻，所以胡适有言：“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提高”。广博就是拓宽自己的视野，Bacon曾谈到读书对人的塑造的种种好处，“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王佐良译）我从小就爱看杂书，倒不是为了做人，而是无书可读，有书就读，有点像贾宝玉之于脂粉。
广博和专攻的关系也可以理解为打外围战和攻坚战的关系，两者都不可少，但是它们的战术却不同。广博要杂而不乱、粗中有细，特别在当今信息爆炸的社会里，信息管理成了核心问题，所以Negroponte 在《数字化生存》里强调“少就是多”，我们需要的是像英国管家那样管理信息，强调关注关于信息的信息。我具体的做法是以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作为专攻的目标，而把那些支撑科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统计学……）作为我的外围，每个学科都选读一些有关的基本读物（教科书），每个学科都看几本，有的只看其目录（即史树清所说的“书皮学”），有的从头到尾大致翻阅，要求做到凡谈到有关学科时知道有哪些读物可以参阅。专攻要读透其内容，挖地三尺，所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必要时要能够做到用汉语转述其内容，我对一些学生我也是要求他们用汉语写读书报告。能够用汉语写出来，就表示你是经过咀嚼和消化的，吐出来的个人体会，和在书本上画条横线，做个记号，甚至搬字过纸，很不一样。用汉语写出来就是强迫你把书读透。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验，因为习惯于泛读杂书，有的书虽然看过两三遍，很容易跳过一些关键的表达语，不得要领。于是就硬着头皮试图一句一句地用汉语来表达，才能了解到作者为什么这样说，而不那样说；达到了“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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