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启蒙教育

我们这一代人既不像上一辈人那样接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也不像后一辈人那样在正规学校完成了普通教育，而是在日寇侵华战争的狼烟战火中颠沛流离，时断时续地在三个小学里的接受初级教育，初中阶段是在日寇占领（三年零八个月）下的香港（包括元朗）度过的，只在一间叫德明中学呆过一年光景，到1945年在日寇投降后，便又按自然的年龄段进入高中，先后在九龙华仁书院、拔萃书院、香港华仁书院读书，其间又因为得了肺病停学一年，最后才磕磕绊绊地取得会香港会考的毕业证书。这也是我中小学阶段唯一的证书。在这一段里，我从来都不是“规矩的”好学生。我刚到香港小学读书，英语就学得很糟糕。父亲有一次回家检查我的成绩，发现问题，便到坊间的书店买了一本英语拼音读本（English Speller），要我罚站并打手心，然后我背读本，b,a, ba…… b, e, be…… b, i, bi ……，每天都要背。想不到居然还有点效，后来班上听写，成绩位列前茅。

在香港沦陷初期，学校都没有复课。当时我父亲和另一位姓崔的留日回国的医生在香港开了一个联合诊所，住所就在诊所的楼上，因为他们都懂得日语，所以我们住处成为两家亲戚朋友的联合“被难所”，住在一起的有一位小学老师和一位崔医生的妹妹，叫崔载瓦。他们的父亲为澳门望族，受过传统教育，而且爱好书画金石。崔载瓦从小跟他学习，写得一手好书法，大概练的是张黑女碑的楷书体。她就成为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首先要我练书法，而且遵从其父亲的教导，从练篆书入手；为了练书法，她又要我读《说文解字》。她自己其实也没有受过严格训练，只是按部首一个一个字来学，对其中的注解也没有什么讨论和解释。她还要我背唐诗三百首，但方法有点奇怪，连题目和作者也一起背，如“临洞庭上张丞相[孟浩然]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但从此以后，我就一直对书法（连同篆刻）产生浓厚的兴趣，经常到旧书摊上去淘宝，买到了《淳化阁帖》的复印本，练王（羲之）赵（文敏）的书体，而且乐此不疲地看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看有些什么极品，居然给我淘到了一本被康排为“神品”之一的明拓本《石门铭》和明代最后一位宰相王道周（石斋）的扇面真迹，这两件珍宝我一直保存在我手中，在文革中才被迫上缴，不知所终。我曾经许愿到我退休以后，再来专注书法和篆刻，未想到退休后还有那么多吸引我的眼球的东西，只好把我的第一个老师培育起来的个人爱好搁置在一旁。

我的第二个启蒙老师是一位在香港机场工作过的文员。这位老师大概是在香港的一间书院读过英语，但也受过一些传统教育。他每周两次到我家来教我们几兄弟。我算是初中班，我的弟弟们就算小学班。他每次上课既教中文，也教英语。中文课本是《古文观止》，但只是选读其中一些名篇，以散文、骈体文为主。英语课本是Lamb的 Tales from Shakespeare。但是教学方法比较单一，仅是逐句解释，不作太多的延伸。汉语强调背书，英语则强调弄清情节。

我的第三个启蒙老师是一位中学的英语老师，他是我们举家迁往元朗后的邻居。课本是我自己提供的，那时我在旧书摊里找到一本名字叫做China的书，是一本介绍中国给外国人看的书，大概也有些年代，谈的是民国初期的中国，有些插图的照片里的中国人还拖着一条长辫子。 这位老师比较强调语法，也让我写些作文给他改。

因为时间短暂，我连这两位启蒙老师的姓名也都记不起来了。我觉得我的真正的老师其实是自学，因为在这段时期，我们都躲在家里，不大敢外出。小孩子没有什么去处，就只好读书，而且有点饥不择食，什么书都看，但是因为缺乏指导，看书有点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在小学时期我就开始读四大名著，最爱看《封神》、《水浒》，但感到《三国》文字过于古雅，而《红楼》又太婆婆妈妈。对《七侠五义》、《施公案》、《隋唐演义》这类演义小说也十分爱好，有时早上醒来，就赖在床上看书，直到中午吃饭才起床。英文书也看，主要是简写本，当时香港坊间有很多Michael West为印度读者而编的《新法读本》（The New Method Reader）的辅助读物，都是英美的小说名著的简写本，像The Treasure Island, Oliver Twist, Jane Eyre, Christmas Carol, The Vicar of Wakefield, Ivanhoe，等等，只要能找到的，都以一读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