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诗心著文章，春意泽桃李。中国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倡导者和主要创始人之一，我校第一位博士生导师桂诗春教授近期获评为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桂诗春教授以他公认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为广外学科发展、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等领域作出突出贡献。著名英语教育家许国璋先生曾说，“我们先知道有桂诗春，然后才知道有广外。”桂诗春教授在做人、做事、做学问方面，为我们广外师生树立了学习的标杆。近日，桂诗春教授应《当代外语研究》之邀，撰文《治学就是自学——回顾和思考》自述治学之道，全文12000字，真实地记述了桂老求学和治学的历程和思考，新闻网将分章连载，以飨读者。

《当代外语研究》索稿于我，请我写点关于个人治学的文章。我觉得这个题目不大好写，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道路不同，打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别人很难复制，生怕写得不好，会贻害别人。现在恐怕只能“姑妄言之，姑妄信之”，希望读者持批判的眼光对待，不要依样画葫芦。如今读报，常看有所谓90年后、80年后的人怎么怎么的，我是30年后的人，和他们相差数十年，横跨了两个不同的时代。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他时代的产儿，不作一点回顾，很难说清我是为什么和怎样走上这么一条自学道路。而对我自己来说，“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明袁了凡语），做一番思考和梳理，愿将夕阳作朝阳，撒在共同奋进的大路上。

我的家庭

 我于1930年出生于广州东山区。呱呱坠地没有多久，日本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不久建立伪满洲国，并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内战基本结束。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华全民族抗战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在抗日志士奋战于黑山白水之间和中国政局瞬息万变之际，我开始了我的童年。我的父亲是陕西官费留日生生，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于20年代初带着他的日本夫人回国，在广州广东大学（即现在中山大学前身）医学院任外科教授，还兼任一些教学医院的院长。他和文艺界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都是老同学、好朋友；和郭沫若更有过一段相同的经历，一起上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升入和毕业于九州帝大医学部、都娶了一个日本夫人，而且在广东大学也曾短期共事。两位日本夫人（安娜和花子）更情同手足。大概是在1927年间，父亲带着夫人回日探亲，途经上海，在郭家过了一夜，然后再续前程。谁知花子在船上感染上斑疹伤寒，病死在海上途中，而郭也受到感染，大病一场，影响他流亡苏联的行程，才改赴日，并开始研究中国历史和甲骨文。郭认为这件事影响了他的一生，而不知道也影响了我父亲的一生，因为他随后娶了我的母亲，才生了我们四兄弟。父亲是个很勤奋的学生，在中学阶段，各门功课优异，才能考取官费留学。可是他对我们的教育却不大过问，母亲也没有受过很多教育。所以在家庭教育方面，我们既非“书香门第”，更无“家学渊源”，家里只有几本大部头的德文医学书，中文书没有几本。我只记得有一本陶渊明的诗集，因为家父追求的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忘情世界。

 我的中小学教育是残缺不全和支离破碎的，大概七、八岁前还能在幼儿园和小学受过一点正规教育。1937年后，为了躲避逐步蔓延到南方的战火，我们举家迁往香港；而父亲则在粤港之间来回上下班，后来还随着中大内迁云南，就更少回家。我在香港的中小学阶段，前后变换了五、六间学校，没有拿过一张小学和初中的毕业证书，其间还因为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占领香港，只能停学在家，也曾延请过两、三位家庭教师，但他们并没有给过我们什么系统的教育，而且时间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