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春夏之交，将要告别校园的大四毕业生都会面临一个难题：如何处理四年积累下来的书本。不少准毕业生在相思河边摆起了摊子，以打折出售的方式向师弟师妹传递“知识的火炬”。一般情况下，旧书的定价大约在原价的基础上打五折出售，然而即使是这样，也鲜见有热烈抢购的场面。那么，这些同学的处理方式、定价的合理性不得不令人质疑了。

相思河畔的书摊大多都是各自为阵，基本上一个小摊两个摊主，守了几个小时销量也没有“零的突破”,这种情况已是家常便饭；即使进帐几十元，除本每个人也就二、三十块——赚的钱还不够晒黑的美眉摊主买美白霜呢！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下，货源丰富而打价格战的方式只能换来两败俱伤。

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

造成困扰的因素有二：劳动力的投入过大；竞争过于激烈。微观经济学中有一个“边际成本递减规律”，所谓边际成本就是成本增量与产量增量之比，当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说明企业还有应得的收益没得到，此时企业应当扩大规模来提高收益。从这个角度来说，由于毕业生们的书摊售书规模较小，边际成本处于下降阶段，换言之，两个人卖10本书，每本书的人力投入是0.2，假如两个人买20本书，每本书的人力投入为0.1，随着所售书的数量的增加，边际成本是递减的。假如售书者之间不合作的话，每个书摊至少要有一人守着，那么对于大的书摊是人力成本较低的，而小的书摊的人力成本就高了。为了降低人力成本，小规模书摊应该进行合作，产生“规模经济”；但边际成本下降到一定程度是会回升的（一个人不可能守100本书或更多，否则将忙不过来），这时又要增加人力投入。所以，每个人可以售多少书，存在着相应的比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了分工的重要性：如果每个人负责一道工序，进行专业化生产，产量可以大大提高。也就是说，一个人一个书摊，不仅造成竞争的激烈化，而且完全没有利用分工。若合并成为一个大书摊后进行分工，有人负责介绍价格，有人负责吸引消费，有人负责整理书本，就大大提高了效率，同时也避免了或是忙不过来，或是无所事事的情况出现；同时可以进行轮班休息——特别是在烈日下，这点是很重要的。

                            　　　　　　　　　表一

那么，对于这个已经“垄断”了“特定市场”，毕业生们应该如何定价比较合理呢？对此，我们对市场做了抽样调查，假设书的原价是20元，以“很喜欢”和“一般喜欢”区分消费者的偏好（如表一），可以看到在样本中，对于消费者“很喜欢”的书最佳定价为10元，需求为19人，总收入为190元；11元-10元的需求弧弹性是3.93＞1，继续降价是合理的；而10元以后的需求弹性都小于1，不宜降价。而对于“一般喜欢”的书最佳定价为8元，需求为16人，总收入为128元，同理，9元-8元的需求弧弹性是3＞1，宜降价；8元以后，需求弹性都在1以下，不宜降价。可见价格定位在4-5折之间是比较合理的。所以，目前毕业生们的旧书定价或是出于经验，或是经过调查，显得比较合理。

然而，衡量经营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利润。收益的最大化是否就是利润最大化呢？我们现在来考虑学生的机会成本，最重要的一个是时间成本，次之还有旧书成本。毕业生售书主要目的并非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清理旧书，减少或清除库存成本，这就构成了他们的无形收益。如果他们将其无偿清除或贱价处理，收益接近于零。由于成本是有形的而收益是无形的，这样一般会造成心理的不平衡，然而这样做却能有效的节约时间成本。如果毕业生时间的边际收益较高的话，这样做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明智的。如果时间收益较低的话，选择售书相对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好方法。定位在4-5折能够得到有形收益的最大化，伴随而至的确是较高的时间成本。所以，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边际收益，适当降低价格。这样一来，不仅可以自己节约时间，而且也可以让师弟师妹买到价格低廉的书，何乐而不为呢？况且学生是没有地租成本的（如果有的话，就更要加快售书的速度了）。

我喜欢把书比喻为“传递知识的火炬”。在大学的殿堂里，我们都彼此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如果我们都不那么功利，只追求有形的收益，珍惜一些无形的收益，如校友之间的感情，岂不更好？在相思河边买书赚来的百十来块值得沾沾自喜吗？或许，我们把书赠与家庭有困难的同学，把书作为美好的记忆珍藏起来，或与同学之间彼此赠送作为友情的留念，这些精神上的“快乐经济”的收益将绝对大于金钱的实际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