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授被称为“叫兽”的年代，由一位教授来自曝“家丑”是一件有趣的事。更何况，中国文学史上已有吴敬梓和钱锺书两位先贤开了文人自嘲的先河，更让我们对此有了期待。在一种斯文扫地的空气中，没有一位“业内人士” 自曝“家丑”才是令人不解的事。幸好朱志荣教授的小说《大学教授》“填补了空白”。作品依然是秉承着先贤们漫画式的讽刺手法，却又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作者带着宽容的态度写眼前的事。“叫兽”们的表演令人忍俊不禁，却也让人感慨：时代毕竟不同了。　

　  这不同究竟在哪里？《儒林外史》中毕竟还有杜少卿这样的清流，《围城》中方鸿渐虽然没什么学问，但也还有正直率真的一面。《大学教授》中的人物突出的特点是世故。主人公张渊之和他的对手“胆囊”刘摩、“酒囊”范英俊、“阴囊”侯华则在各种历史与社会因素的挤压下变得或追名逐利，或虚伪怯懦，或阴险狡诈；年轻的李卫东、侯刚等人带着理想和热情的艰苦奋斗却遭遇了种种困境，也正在学着“处理好关系”了。作者用宽容的戏谑笔法描绘了这些鲜活的人物在北越大学中文系这个名利场中的明争暗斗。面对着象牙塔中纯洁的气息被污染的局面，读者不由得会发出一声叹息。　

　  在这扭曲了的氛围中，几代知识分子的言行都染上了滑稽（其实是荒诞）的色彩。国学大师侯永昌虽然早年留学牛津，受到多方器重，但他却把学术才华用在考证阿拉伯国家Yemem不应翻译成“也门”，而应改成“叶门”；张渊之一辈被文革耽误的一代则用可笑的狂妄来掩盖内心的自卑；更年轻的李卫东、侯刚等人则又在门派和利益团体的角力中被迫变得世故圆滑。知识分子的精神就在一个无情网络的压制之下，一点一点被耗尽，他们所从事的纯洁的事业与他们的所作所为之间构成强烈反差，产生了喜剧效果。在这个意义上，朱志荣先生是在用戏谑的笔法揭示“叫兽”们灵魂深处的困境。在看似荒诞不经的情节中包含着唯有“过来人”才能了解的真实性和深刻性。通过嬉笑怒骂托出这种颓败的气氛是需要相当高明的艺术手段的。　

　  灵魂琐卑的知识分子在以往时代也有，当今的教授们又有哪些不同？除了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按文章所发表的刊物级别评职称之类的时代印记之外，他们的世故或许算得上是一个鲜明的标志。《大学教授》中的一个情节生动地写出了这种世故的特征。侯刚当上院长不久，就请因从副院长位子退下来而抱怨的刘摩吃饭、并给他报销书报费，以此种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妙的是这个侯刚正是国学大师侯永昌之子，曾遭通缉潜逃香港，而今已成海归，变成当权者了。在朱志荣先生笔下，这些时代特征鲜明的文人行状所呈现的美学特征就不单单是令人发笑的喜剧效果，也不单单是嘲讽“叫兽”们的卑琐，更多了一层无奈的感喟。“叫兽”们固然可笑可悲，又何尝不可叹？面对着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又有多少人保持着纯洁高尚的心灵，潜心投入真正的学术研究？李卫东等年轻一辈学人本来是单纯的，对事业带着真诚的理想与热情，但在找工作时受同门师兄弟（韦德）的欺骗排挤，工作后面临着家庭生活的压力，评职称时又有各种不合理的条条框框紧箍咒一样管着。他们的生存状况只能用无奈二字来概括了。　

　  所以，《大学教授》中“叫兽”们的可笑行径中，其实有一把辛酸的眼泪。世故实在是被逼出来的。这不是在为“叫兽”辩护，我相信朱志荣先生作为一名美学学者、博士生导师，对这种生存状况一定是有了深切的感受才会带着宽容与同情去描写李卫东这一辈学人的。这一层意思“圈子”之外的人不易体会到，只有设身处地想象他们的处境，才可以体味到小说的微妙意味，在笑声中品尝一丝淡淡的苦涩。　

　  也许正是因为朱志荣先生体会到了“叫兽”们的无奈处境，他才给小说安排了一个“光明的结尾”。他或许相信这个斯文扫地的时代终将结束，所以他才让张渊之感慨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是否是一个准确的预言当然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不过从小说艺术的角度看，这个光明的结尾是有其美学价值的。小说本来就是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艺术，总是要给人安慰的，至少可以让人对可笑的人与事一笑了之。所以那笑声中就有希望。倘若我们没有对这种希望的坚定信念，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笑别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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