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对外办公室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给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和新闻发言人上了一堂“危机处理和新闻发布”课。他说，政府新闻发布应该制度化，遇到危机要改变过去对事故的“捂”和“躲”，采取“疏”和“引”，及时对危机进行妥善处理。

　　出了事故要第一时间通报，要尊重公众的知情权，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我们本没有必要把它当作新事物像福音一样到处传播。然而现在它被郑重其事地提出来，这是因为，我们犯过错误吃过亏，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说到危机处理不能不提去年的非典事件。非典事件是对政府的考验也是对新闻传播者的考验——政府最初本着“消除恐慌”的想法，采取“内紧外松”的政策，却被指恶意隐瞒事实，给国际舆论留下了话柄。而媒体在满足受众的知情权的同时，又该如何把握灾难性报导的尺度？

　　04年4月，正当北京非典疫情全面爆发各路传闻甚嚣尘上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医院的72岁大夫蒋彦永将一份署名声明送到了《时代周刊》，揭露北京几所医院藏匿非典病人蒙骗世卫官员，矛头直指卫生部欺瞒群众谎报疫情的做法。正是这份声明在舆论界扔下了一枚重型炸弹，打得政府措手不及狼狈不堪。也正是这份声明，对政府的公信度提出了质疑，对所谓的“权威”提出了质疑——要知道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是以事实为事实，而是迷信“权威”，所以指鹿为马的事情才屡屡发生！人家会问：政府，到底几分真几分假？

　　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他的就职演说上说，“Fear is fear itself”（唯一要恐惧的东西是恐惧本身），这句话成了全世界的名言。反观传媒对非典的报道，他们真正关注了公众的需要吗？关注了事实和新闻的客观报道的需要了吗？或者他们只是和政府统一口径，关注了政府的需要？又或者，他们只是关注如何在这场战役式报导中抢滩成功，以满足媒体本身发展的需要？简而言之，大小媒体的“饱和式轰炸”最终加剧了政府与市民的紧张关系甚至造成冲突，公众把非典病毒看成了一个政治病毒。

　　诺贝尔医学奖得主David Baltimore说，“公开性会带来恐惧和过激反应的风险。这种风险必须通过谨慎的新闻报道和准确的描述来管理。这不仅对媒体是个挑战，对卫生官员也是挑战。”他一语双关指出了，爆发公共危机时，政府从一开始就应该让专家在媒体上唱主角。政府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一方面做好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另一方面让专家的信息及时通过大众传媒进入公众，以达到保护公共健康的目的。

　　非典的风波已经渐行渐远。中国政府和媒体虽然绊过脚摔过跤甚至被水溅得满身湿，最后还是摸着石头过了河。现在，国新办重提遇到危机要通过新闻发布机制，给予公众知情权，及时消除危机带来的恐慌，这绝非老调重弹。所谓前车可鉴，从中国政府这一立场我们看到了直面真实的勇气，也看到了人性的关怀。

　　听其言，观其行，作为民众，当我们再次面对风险的时候，“不要让恐惧使我们为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所做的努力陷于瘫痪”（罗斯福语），更应该多给政府、多给新闻工作者一点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