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巴黎附近的群体骚乱事件持续了一周多的时间。据媒体报道，暴乱起因在三名少年27日晚在巴黎北部市郊克利希苏布瓦市遭警察围捕时其中两人触电身亡，一人受伤。该市数百名青少年因此走上街头抗议，并与警方发生冲突。

    参与骚乱的年青人主要是贫困地区的非洲和阿拉伯移民的子女，这是法国社会最不受重视的一个群体。青年人用过激手段表明自己的存在寻求认同，反映了法国阶层间的裂痕在扩大，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他们无论是在宗教信仰、价值观，还是在日常生活习俗方面，都同法兰西民族有明显差别。近年来，新生的法国移民由于缺少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更因为得不到良好的教育，逐渐形成了城市边缘化的“社会弱势群体”。

虽然中国与法国的国情不同，但是巴黎骚乱的教训和启迪是极其深刻的。现代化过程是一种世俗化过程，这一过程最基本的特点是原来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权力，渐渐转移到社会各利益集团。社会的稳定不仅仅是取决于一个稳定强大的中央政府，而是取决于社会里各集团行为的有序化和个人行为的理性化。

一般的，一个群体的动荡要么是与信仰连在一起，要么是与利益的不满连在一起，利益的不满而导致的动荡多为聚合性威胁，像农民因为“打白条”而围攻政府，工人因为工资少或其他不公平的待遇而游行示威。而利益与信仰结合在一起导致的大多是组织性威胁：像是通过有组织的结党结社，通过有计划的预期的行为，对现有政府的合法性提出挑战。目前情况下，社会稳定面临的应当说更多的是聚合性而非组织性的动荡。

聚合性动荡是无组织的集中或混乱，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和情绪性。以这次骚乱为例，巴黎北郊的非洲裔移民居住环境恶劣，失业率为巴黎市的两倍以上，贫富悬殊大，犯罪率高，本来新生的一代移民就对法国政府的移民政策深为不满，如今，又恰好遇到他们的同胞遇害这样的悲剧，自然会产生社会群体发泄不满的骚乱现象。*1（王若谷  知名杂文家）

这种“动荡情绪”的社会心理也十分复杂、纷乱，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身份认同的混乱。身份是和社会位置相一致的权力、责任和社会预期等一系列因素相关联的。比如一个人进入政府，他的身份就是公务员，这一身份赋予他的是行政权力，有着权力行使规则。在这一位置上的个人发展是按可以预期的“科、处、局、部”的官僚等级升迁。

农民离开土地四处打工，我们称之为“民工”这一称谓明显的指出了这一群体的边缘性：既是农民又是工人，这样问题就产生了，社会赋予这一部分人的权力、责任与预期是什么？这种含糊反过来让他们无所适从。农民工处于一种比较混乱的无规范的状态，他们失去了原先生活的农村社区文化的约束，有没有被同化进新的社区文化中，这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一种“失范状态”。

为什么民工要把金钱寄回家，要每年都回去过春节？问题在于城市没有提供他们正式的接收渠道，农民工长期处于城市社会的最底层，不仅饱受经济上的不平等待遇，还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农民工除经济上被排斥在社会福利体制之外，公共的养老、医疗、教育也与他们无缘。他们在职业选择方面受到了伏击制度、城市管理政策的种种限制。他们还是选择把挣到的钱拿回老家，因为在那里他们才能感到一种安全感，才能体会到一种自尊。

贫穷是社会现象，当代的弱势群体有其特色和动态，主要包括农民（包括了失地农民、拆迁移民）农民工还有城镇失业和下岗者以及乞丐或“流氓无产者”等，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多数，首先在经济上，形不成凝聚的力量；在就业上，受到各种限制，缺乏流动的自由性，如户籍制度的限制；在公共服务上，三农属于最后考虑的范畴，往往是可望不可及的；在社会保障和国家福利上，农民处于超然状态 ；在政治上，农民缺少参与的平等机会。一般而言，农民是被动的接受者，没有形成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社会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强认为：社会的分层现象普遍存在…….城乡差异更明显，呈金字塔形，重视身份，上层影响很大。当前出现的一些问题主要是贫富分化在加深，财富集中程度在上升，城乡分化和区域分化比较突出，低收入群体和社会保障体系与脱节，违法违规的财富积聚占有一定比例。

中国人向来善于知足，回溯历史，大多农民起义只是迫于生计。改革开放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出现了“万元户” ，大家解决了温饱倒也心安，认为先富可以带动后富；再后来，“万元户”上升了，尽管来源各异，但是人们还是能相忍为安，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然而现在，有人下岗、失业，有人失去农田，有人房屋被拆迁。贫富分化的扩大，生存环境面临着危机，人们的心理开始不平衡，仇富情绪开始上涨。

如果仅仅是怀着埋怨和委屈的情绪，发发老骚，那么社会需要给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合法发泄情绪的平台，让他们的声音可以为上层所听到所重视。不然将继而激化机制矛盾，喷发为社会的不安定。社会学家指出，社会代价与社会进步一样，都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代价往往大多数是由社会弱者来承担，因为市场经济一旦运行起来，就将出现市场竞争中的“马太效应”——富者愈来愈富，贫者愈来愈贫。

在市场竞争中，弱者改变自己处境的机会相当少，处于劣势地位。在实际生活中，承受能力最低的社会弱势群体成员受到改革带来的社会风险冲击最大，他们为改革承受更多成本承受来自经济社会心理等压力。然而社会却常常忽视他们的存在，改革带来的社会进步与财富的增加，排斥了他们的分享。当被排斥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排斥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可能，甚至他们的敌视和仇视指向也会随意扩散，甚至导致聚合性的社会动荡。

一个社会能不能保持长期的繁荣稳定，往往不取决于强势群体的生存和心理状态，而是取决于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心理状态。社会风险最容易在承受力最低的社会群体身上爆发。社会弱势群体随改革及其深化而涌现，是经济社会转折期或者说是转轨期的必然过程，构建和谐社会，政府与社会更应该关注弱势群体，善待“弱势群体” ！

愿巴黎悲剧成为过去……..

望中国警钟能够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