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看到网络上又因为于丹的一句“我对小沈阳不感兴趣”而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就突然想起她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一种商品，一个事件，当它已广为社会上的人所知，当它已广泛流传在一个群体里时，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商品，一件事情，而是一种现象。

    两年前，在《百家讲坛》上讲解《论语》、《庄子》的于丹，以一种通俗的语言，生活化的理论，从一种全新的视角解读了圣贤。引起了人们重读经典的兴趣，有人说：“用人性解读人生，用人生解读道德伦理，用经典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一条正确的回归古典文学的道路。”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一系列反对的声音。有人说，于丹如此肤浅的解读是在亵渎圣贤，曲解经典，误人子弟。甚至有人在她的签售会现场拉起“孔子很生气，庄子很受伤”的横幅，场面一发不可收拾。

    而现在，面对一句话， 有人说于丹讲究的是高高在上的“阳春白雪”，看不起大众的“下里巴人”；有人说小沈阳就是低俗，为于丹“平反”。

    这两件事，看似毫无联系，但是仔细想想：两年前有人说于丹肤浅，庸俗。而今，又有人说她曲高和寡，只懂经典，不懂通俗。如此非议，让人觉得可笑。到底谁才是真正肤浅的人？

    当然，“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是相对的概念。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连于丹的解说都可以被认为是低俗的。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小沈阳”就已经够深刻了。既然明白受众不同，我们又怎能把他们放在一起，分出高下呢？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曾经谈到过“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关系是提高与普及的关系。观点鲜明，要普及要统一。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使文化艺术沦为了政治的附庸。事实上，文化艺术是对人们生活的反映，要的就是不一样的声音。正因为这样，文艺才成为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块净土。

   我们每个人都会坚持热爱自己喜欢的东西，无论别人如何否定它。文艺也是这样一个东西，正是由于形式上的差异决定了它们的受众的差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文化需求，但是在本质上，都体现了观众对于生活的感悟与热爱。于丹解读《论语》，迎合的是当下那一部分在富足的生活中迷失了自我的人群，在于丹那里，孔子带他们走出了迷茫；而“小沈阳”迎合的是另一些人：他们的生活或许真的会上演“人死了，钱没花光”的无可奈何。而对于他们，“小沈阳”的话就是现实生活里的《论语》。所以，没有谁是肤浅的。

   正所谓热爱生活的人，才会热爱艺术；懂得艺术的人，才是真正理解中华文化精髓的人，这就是“和而不同”的意义。

   所以，在文艺及其创作上，没有肤浅与深刻之分。更何况是对于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经典也好，小品、二人转也好，都是民族文化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我们要传承和发扬本民族的特色文化，不在于要给文化一个什么面像，通俗也罢，高雅也好，那都是民族精髓的一部分。而至于文艺工作者如何去表现，只要在尊重艺术本质的基础上，让大众接受就是成功的。

   民族文化如同陈年的老酒，用什么样的瓶子装无所谓，关键是，要如何保持其醇厚香浓，这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