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高考语文科结束之后，作文题目就成了大家热议的焦点。各路媒体纷纷请专家解读分析高考题目。在这些专家的解读中，批评占了多数。更有众多作家写手以高考题目来试笔，但目的不过是对命题者进行调侃和嘲讽。这里有个很有趣的现象：所有人的注意力似乎仅仅停留在高考作文上，英语数学政治历史全都成了“没人要的孩子”。没有人会去问物理科最后一道问答题是什么，也没专家会提供多种方法来证明椭圆内两条直线成垂直关系。大家达成了不可言说的默契，共同把高考变成了一场滑稽的作文考试。

　　细心分析各种对作文题目的批评声音，其实大概就是两类：出题面太窄，束缚考生文思；出题面太广，无处入手。命题者们成了最可怜的一批人，这批人之所以可怜是因为“里外不是人”。而部分批评者们体验了批评的快感，却没发现自己其实是为了批评而批评。万一哪天作文题目既不“窄”也不“广”了，这些批评者们又会说：“这个题目太老生常谈了，没有新意！”

　　批评者们其实偏离了正确的靶心。当批评仅仅停留在作文题目上时，问题就从语文教育本身缩小成为了考核方式的问题。这样，批评者们就放弃了批评应该坚守的阵地，把正义的批评变为了非理智的胡搅蛮缠。打蛇打七寸，大家轻轻打了一下蛇尾，发泄了自己的不满，就兴高采烈地满足了。

　　语文教育本身存在着多方面的问题。比如教材的过时。以笔者为例，小学至初中的语文教材多以具有时代印记的、宣传革命思想的文章为主，真正文学名家少之又少，所以一直怀疑是出版社误把语文教材的封面套在了政治书上。还有就是教学模式僵化。通常对一篇文章进行归纳都要用固定句式：本文通过什么刻画了什么反映了什么表达了什么。笔者记得中学老师曾细致地分析，并得出结论：《项链》一文的中心思想是对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习惯的批判，照此看来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应该表现的是对残疾人保护事业的忧虑。作文也毫无创造力可言，什么要歌颂，什么要批判，什么东西是评卷人喜欢的，什么东西是能够加分的……所有这些成了教育最关心的问题，至于教育的本来目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培养，则无人问津。

　　所以，笔者认为：批评者们应该减少对作文题目的批评，让批评回归到语文教育这个本质问题上。

　　另外，还有一些对于高考作文题目的批评者，他们认为部分高考题目不合理是由于过于联系社会现实，对于资讯来源渠道有限的贫困地区学生来说，意味着更深层的不平等。这给我们的命题者们提了另一个难题：如何保证考试的公平？

　　也许，小小的高考作文题目正是要告诉我们这些东西：让批评回归到正轨，让教育回归到本来目的，让考试回归到公平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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