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整个事件进行脉络分析，层层剥离，我们发现矛盾冲突双方都各有立场，自己有自己的考量。城管委称，1999年至今，广州市生活垃圾产生量10年翻了一番。目前，全市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已高达1.2万吨。如果不尽快兴建新的垃圾处理设施，广州将面临垃圾围城的巨大危机。政府也在群众抗议垃圾焚烧会产生二恶英不利健康后请出环评专家的数据显示。专家说法，听取民意，政府选择迂回地与民众避开正面冲突。

　　市民群众的担忧主要是在选址和焚烧垃圾后二恶英的排放上。原选地址是广州新兴生活圈的辐射，如果垃圾厂建起，将危害附近30万居民。这个选址的决定是2006年确立的，而当时番禺周边地区还没有如此多的住宅和即将建起的生活圈。笔者不禁怀疑政府在做这样的抉择时是否就应该要公示民众，征求民意。毕竟这不仅是城市环境规划的问题，也涉及到民众切身利益。

　　两方博弈下媒体的监管和舆论导向作用凸显。从众多媒体社论中看到的更多的是寻求解决方法的理性分析。许多媒体建议参照日本的垃圾处理方式，事先进行垃圾分类最后不可处理的30%再做焚烧，但是又有意见表示中国的国情不同，很难做到如此细致的分类。各方意见建议下我们看到的是积极的介入心态。我们密切关注事件的最新动态，民众的担忧情绪不是无来由的，但我们欣慰的看到他们这次是理性的在寻求解决办法。我们乐意看到上访民众自己做调研列出清晰的数据和政府交涉，我们乐意看到媒体提出“怎样做”而不只是说这件事“怎么样”。

　　中国以前习惯了中央集权下的做事方式，政府自行解决基建民生等问题，决策总是中央政府直接下达。但是一个社会，牵涉到众多人的利益分配，政府每作出一个重大决策，必定会有不同利益阶级的博弈、冲突。一向习惯了中央政权下达命令后畅通无阻的中国政府如今担忧冲突的出现。但是处在社会转型期，有矛盾冲突是必然的，要考验大国处理矛盾冲突的应急能力和合法缓解冲突的意识，这些事件不失为一种必要的锻炼。

　　换个角度，这些群体性的公共事件，确实建立了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们为以后相同事件的出现提供了解决方案和政府应该采取的姿态。下一次在相同的事件下，政府在选址的过程中就应先公示民众，或者直接征求意见。诉诸正确的办事程序：人大会议作出决策，并设特别委员会做调查，进行辩论式的审议，才能避免政府想当然的先验性和决策后民众的不满。

　　我们政治课本上提过的听证会，政务公开制度，人大代表的群策群议不应该只是放在课本上。这些国家治理方式不能只是作为政治课本的说教，真正实现了，才不是纸上谈兵。当谷歌上不会显示这一行字“据当地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结果未予显示”，这件事情的历史意义更加凸显。中国近年来频频出现类似的群体性事件，不失为敢于质疑威权一种进步，也宣示着民众自身公民意识的觉醒。尽管很多时候，公民的举动略显稚嫩，政府的态度依然强硬，但是我们在逐渐地改变观念，改变历史。

　　这起事件一直让笔者联想起2007年的厦门PX事件，厦门人用散步换来了政府的正确做法。而一直作为中国南大门和众多制度创新试验田的广州，政府果然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之前《财经》杂志对这起事件有过评论，大意是棘手的问题，艰难的选择。这个事件表面上暂告一段落，但还需要我们的继续关注：再次选址科学与否？怎样处理生活垃圾的问题？我们期望在谷歌上的搜索能够看到更多解决方案，科学建议，更多的词条标示着向公民社会迈进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