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教育部举行的高校学风建设视频会上，清华浙大等名校自爆家短，揭露了一批学术造假事件。当今中国大学的学术造假，已经算不上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笔者在百度上键入“中国学术造假”，一搜索，就能找到十几万篇相关网页。大学，曾被喻为社会的“良心”，如今，这颗“良心”却在逐渐变坏，谁该为此负责呢？

　　学术造假归根结底是体制与管理的问题，中国大学行政化管理的模式众所周知，在行政化体系下，教师职称的评定大部分是被不搞学术的行政人员把持。于是，为了体现公正，合理，科学，他们发明了一套量化评定标准，这个标准一般是以论文的发表量，论文刊出处的名气为准。谁发表的论文多，量化指标就上去了，职称自然也就水涨船高。在中国，一般学术造假是不用负刑事责任，最大的惩罚莫过于解聘。即便造假东窗事发，他们完全可以另谋出路。因此，为了迅速“飞黄腾达”，很多人就铤而走险，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谋求自身利益。人们最多只能在道德上加以谴责，却无法在法律上给予制裁。学术造假并不都是教师学者有意而为之，现在中国大学重视科研，这并不为过，但把行政管理与科研一结合，结果就是不懂科研的上级要求懂科研的教授学者定期完成任务。假如时间一紧迫，经费又不足，那不做假又怎能按时完成任务呢？

　　也许有人会反驳笔者，难道学术造假的责任都应该由制度来承担？教授学者毫无责任？要知道他们才是造假的主体。的确，每个行业都有各自的道德律，大学教师也不例外，恪守独立思考的原则应成为每一个学者的信条。然而，当道德上的约束与生活上的窘迫产生冲突时，放弃道德是否也无可厚非呢？笔者认为，学术造假与当今中国大学教师薪资水平过低不无关系。大学职称是与薪酬挂钩的，也就是职称越高，薪酬越高。但是请注意，这里的高只是相对地高，中国大学教师的薪资水平之低可以说是世界闻名。话说民国时期，鲁迅在北大教书时的月薪大约为400大洋，按照当时物价水平，在今天可折合为大约两万元。这不仅仅因为鲁迅是名流，在当时的大学里，教师的薪酬普遍都很高。反观当下，教师赚外快的钱都比拿薪水的要多，例如于丹，易中天就凭着百家讲坛而赚了不少。北大副教授阿忆曾晒出自己的月薪，约合人民币3000元，此举曾引起舆论哗然。知名学府尚且如此，难以想象一般院校的薪资水平。再比较一下国外的情况，美国的大学教师平均月薪是一万美元左右，和中国的一比，实在是天上人间。知识分子清贫的形象本来是比较符合中国人的价值观，但学者教授也是人，也有权利通过脑力劳动获得高报酬，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假如连薪酬都无法支撑他们的日常生活开支，那解决的办法是不是通过学术造假，申请科研经费，然后从中捞取钱财呢？决策者们，是不是应该把薪资制度改一改？是不是应该给教师们加加工资？

　　许多人认为清华浙大自揭家丑很丢面子，笔者以为不然，首先，他们承认错误的勇气表明了他们绝不包庇造假的决心，其次，将学术造假事件置于公众关注之下，也有利于公众的对此类事件的监督。而有时学术造假问题被放大，完全是因为某些管理机构采取“不公开”的态度。学术造假远远不只是个人行为如此简单，这其中牵涉到大学改制，法律，道德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而解决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做好的，公众也应该要有耐心，相信学术圈的自我净化能力，同时也要成为改制的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