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有“打假斗士”之称的科普作家方舟子的穷追不舍之下，“唐骏学历造假门”真相日渐明朗，唐骏是理亏的一方。目前的新闻舆论亦不利于唐骏。学历造假，这种无耻的伎俩本来就应该受到谴责。然而笔者发现，在百度“唐骏学历造假门”的新闻页面上关于“你认为新华都会如何处理唐骏学历风波”的调查中，持“看中的是能力而非学历，继续让他做CEO”的看法的，居然是42.6%，目前居于三个选项的首位。而3G网站上一个关于“唐骏学历真假重要吗？”的调查，回答“不重要，能力说明一切”的得票更是“重要”的回答的8倍。在网友留言中，“能力比学历更重要”之论断随处可见。

　　新闻媒体的普遍看法是唐骏学历造假，诸多名人博客亦谴责学历造假。然而，在反映民意的调查数据中，持“能力至上论”的观点却不在少数。无论是“看中的是能力而非学历”，还是“能力说明一切”，反映的问题都是，诚信是不在考虑之中的，或者是排第三，或者第三都轮不到。如此，本该是问题的核心所在的诚信问题，就这样被排斥在外了。这就是问题所在——国民有意无意“忽视”了本应成为焦点的诚信问题。

　　纵观当前之中国社会，可知造假在中国，有着良好的生存环境。盗版书、盗版光碟、盗版软件，数不胜数。民众早已熟视无睹，并且享受着盗版带来的好处。这个群体涵盖了包括笔者在内的绝大多数的国民。

　　生存于如此环境，当“打假”、“诚信”问题被提及，为之愤怒的民众不会很多。媒体人士因为工作会探求“学历门”的症结所在，可是民众不会，他们生活于造假泛滥的社会中，对造假熟视无睹。他们佩服同为打工者的唐骏有能力，他们认为能力高于一切，他们认为唐骏是打工者的骄傲。对造假选择性失明，这便是如今国民的劣根性。

　　但是，此种社会环境的产生，从核心层面上看，不该归咎于民众，而该问责于管理部门。管理部门既然拿着民众的税收，就该为民众创造一个好的社会环境，这是其职责所在。在一个全社会使用盗版的年代，一个人不用盗版，吃亏的只是这一个人而已。无论你用不用盗版，你都享受不到你的版权所有物不被盗版的权利。如此混乱的社会秩序，只能归咎于管理部门的失职。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法治的国家，在我国法律中，造假是被明令禁止的，版权也应是被保护所保护的。而网络屏蔽词不在法律规定条文之内，却已经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系统。有闲情去涉足于法律未明确规定的领域，何不把法律规定范围内之事做好？

　　造假对中国长期发展危害之大，已经不必赘言。从“唐骏学历门”事件的部分调查中，折射出的是一种令人忧虑的社会现象。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有法度的社会秩序和高素质的社会公民，一个健全的社会，不该容忍造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