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故居

梁启超与家人合影

一

2019年5月，我有幸来到新会，瞻仰梁启超的故居。此时，离这位伟人去世正好90周年，离1898年的“戊戌变法”也有两个甲子有余了。时间虽越百年，此刻却分明感觉到与这位伟人对话竟是如此地近距离。

梁启超的故居位于今日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茶坑村，距广州百来公里。从这里去中山翠亨孙逸仙先生故居，和去佛山南海康有为故居，均不过七八十公里车程。

梁启超故居由两部分组成：一边是故居，一边是纪念馆。前面有一方池塘，里面的荷叶长得十分茂密，完全遮盖了水面，只是未到开花季节。故居的后方，有一小山丘名叫凤山，山上有座明万历年间修建的古塔，叫凌云塔。该塔八角七层，坐东向西，像一支巨大的文笔，高耸云天。这当是一个出大文人的地方。梁启超少年时经常攀登凌云塔，12岁时还写了《登凌云塔诗》。

建于晚清的故居，与一般的老式民宅没什么两样。青砖修建的墙壁经风雨侵蚀有些发暗，宅院的青石板地面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幽幽的光影，饱含沧桑。

故居前有怡堂书室，是梁启超少年时期读书的地方。梁启超从小就被“神童”的光环笼罩。据说他4岁能识字，5岁开始读《四书》《五经》，9岁能写千字文，10岁赴广州应童子试，因在船上吟诗而惊四座，得“神童”之名。12岁中秀才，17岁参加广东乡试，中了举人第八名，被主考官看中，将堂妹许配之。按这个节奏下去，梁启超科举晋升仕途应当是没什么悬念的。即使不去当官，做个一流学者也是可期的，他晚年重拾学术而硕果累累名动天下足以证明此言不妄。

但是，历史的选择恰恰让他走上另一条道路。他18岁那年入京会试，结识了康有为，深深为之折服，遂拜他为师，人生的轨迹开始发生变化。从此，他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成了推动国家革新变法的思想者与实践家。

于是，梁启超的名字就与1898年那场著名的“戊戌变法”紧紧地连接在了一起。

二

认识康有为是梁启超人生道路的拐点，但真正让他走出书斋走向社会的，是时代使然。

统治了中国二百余年的清政府，到了十九世纪后期，已经是暮气沉沉、病入膏肓了。长期的国门关闭，狂妄自大，使中国国力日衰，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

清圣祖时期，康熙皇帝极力提倡西方文化，亲自学习拉丁文和代数，对来华的只要是有一技之长的西方传教士，他都表示欢迎。彼时中国国力大增，不输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国。之后经过几番国门关闭，到了梁启超身处的时期，中国已经多次遭受西方列强的欺侮。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国每战均以失败告终；每次失败，都是以割地赔款为代价。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就指出：“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

然而，清末官场已是暮气十足，官员明哲保身不作为的现象十分严重。“多磕头，少说话，遇事莫出主意”成了官场的金科玉律。大家都抱着“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的心态。而慈禧滥施淫威，专制统治更是让官场噤若寒蝉。

只有那些有血性的青年，不堪忍受这亡国之辱。不怕死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站了出来，振臂一呼，众人附从。据说有一次康有为发起青年上书，很快就有二千余人联名响应。

变法！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等改革派喊出了时代的心声！

改革派认为，中国要强大，必须重启开放之门，向西方学习。于是在洋务派的推动下，中国办自己的军火、工业等，以图自强。但经甲午一战中国的惨败，宣告洋务运动的失败。仅靠“船坚炮利”还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积贫积弱的问题。梁启超就批评之：“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务，知有清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于是，康有为在给光绪的上书中尖锐指出：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变事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耳。

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推动下，光绪皇帝接受了变法建议，中国历史上增添了“戊戌变法”的一页。

徜徉在梁启超纪念馆，历史的一幕仿佛浮现在眼前。馆内陈列着梁启超的一幅书法作品：“无负今日”。看着这遒劲的大字，当年梁启超他们上下呼喊的“变法！变法”之声犹在耳畔。

“戊戌变法”虽然只存活了百余天，但它就像一颗耀眼的流星迅速划过历史的天空。《列子·汤问》中有一则“共工头触不周山”的故事：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康、梁等改革派，就像这神话中的共工。13年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三

梁启超、康有为、孙中山三人的出生地彼此都相隔不远。三人的出生年代也很相近，依次为：康有为（1858）,孙中山（1866）,梁启超（1873）。如果再加另一位广东老乡黄遵宪（1848），这四位差不多是在同一时空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上。

黄遵宪是广东嘉应人，担任过清代第一任驻日公使、驻美国旧金山的总领事。他读了法国启蒙运动先驱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后，“心志为之一变，以为太平世必在民主”，“中国必变从西法”。“戊戌变法”前，光绪皇帝召见黄遵宪，问西方国家的政体为何要胜过中国？黄遵宪回答：“泰西之强，悉须由变法。”他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思想是高度一致的。

历史的天空同时升起的这几颗巨星，都来自广东沿海地区。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很值得研究的一个现象。正是因为出现了这样一批先驱者，广东获得了“敢为天下先”的美誉。

历史上相当长一个时期，岭南被称为“南蛮之地”，是不开化的代名词，也是政治犯的流放之地。地域的边缘性，影响到了它的政治边缘性、文化边缘性。随着西方国家兴起的工业革命，人类的航海能力大大提升，世界进入海洋文明时代，人类的视野也随之开阔。梁启超说：“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这个时候海风带来的不只是盐腥之味，更多的是物质的交换与信息的沟通；不止有海浪惊涛拍岸声，还有发动机的轰鸣声甚至火药的爆炸声。近水楼台先得月，先驱者们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世界，他们观察社会与思考问题时，便多了个参照系。

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地理的原因，中国长期以大陆文化为主导，文化中关于海洋的元素不多。然而在富于想象力的庄子著作中，却有这样一则《秋水》寓言：

秋天里黄河涨起了大水，波涛汹涌，河面骤宽。黄河的河神便欣然自喜，认为自己相当伟大和完美了。然而河神顺水向东而去，来到海边，面朝东边一望，看不见大海的尽头。在更大的海神面前，他反思自己过去眼界太窄，见识太寡。海神对河神说：我们无法与生活在井里的青蛙谈论大海，我们也无法与生活在夏天的虫子谈论冰雪；同样我们也无法与那些生活在闭塞环境中的人谈论大道。如今你看到了大海，知道了自己的鄙陋，你可以参与谈论大道了。

近代社会广东出现的这批先驱者们，是不是也意识到了自己所处的社会的另一面，从而决意冲出樊篱，走向维新变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