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初中时搬了家。搬家以前，对我吸引力最大的东西，除了电视电脑，就是门口的电梯了。电梯总是很神秘：里面常年弥漫一股潮湿的车库味道；一个提示音总在恰到好处的铃声后响起，机械又威严；不稳定地亮着的昏黄灯光，运行时四方稳定的嗡嗡声。电梯总是那么有条不紊，就像上个世纪地位颇高的出租车司机，懒洋洋地，高傲地，顺路捎我们一程。

每个小朋友都曾是哆啦A梦迷，我也不例外。我曾用幼儿园小朋友最大的力气思考，得出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电梯就是任意门！不然，它怎么可能变出我和爸爸妈妈和邻家爷爷奶奶，又把大家传送出去呢？不过，显然我家门口的任意门更高级，因为它还有显示屏。

每当夜晚下班的时候，电梯就会陆续“吐”出孩子们的爸爸妈妈们来，而白天则慢悠悠吞吐一些爷爷奶奶——当然包括拉着我的爷爷。我永远记得那时的午后，在日复一日的金色的阳光下，爷爷弯腰牵着我小小的手，拴着我迫不及待的心，缓缓乘电梯下楼，缓缓走向公园。最令我自豪的是，每当一踏出回家的电梯，我就能准确闻出当晚的菜式，无论是酱油猪肉还是水煮菜心，我就像一个“武林高手”一样未曾失手。那时，夕阳把整个走廊变成金色，身后的电梯门会像落幕一般缓缓合上，面前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隐隐约约的粤剧唱腔。

电梯里碰到的人，都像是爷爷奶奶多年的老相识。碰到了，他们便闲聊几句家常，或者对小孩儿笑。我总是瞪着铜铃般的大眼睛，回盯大人，或者和同楼的小孩互相盯，相互不服气。我至今坚持认为，楼下左边那家的老头长得神似《外来媳妇本地郎》里的康伯。我还特别留意去找着阿宗阿娇婵姨，可惜一无所获。从公园回来，我就蹲在电梯旁边，等待属于我爸妈的那次开门。我像只小狗一样，揣着自己劳动的成果——通常是上课偷偷画的一幅画，或是一个从家里拆下来的零件——殷殷期盼。等得无聊，我便偷偷用指甲在门口的墙壁上刻字，但老是被奶奶发现。每当此时，奶奶就像拎小鸡一样拎起我，气势汹汹地拖进屋，金刚怒目似地旋开指甲钳，毫不留情地剪短作案工具——“捣蛋孩子，这墙没法补的！”我却每每神游，东张西望，听似耳边风。

后来，我碰到一个作文题：“这也是课堂”。彼时我冥思苦想，看天看地看自己，百般无解，但却怎么也没有想到，最佳“老师”竟是门口的电梯。

小时候的我，看着乖巧实则顽劣，和大家一样熟读小学生守则，但暗暗反向要求自己。一个周六的下午，我坐电梯下楼，顺手把一团纸巾扔在地上，脑中“不许乱丢垃圾”的教诲一闪而过，我坏坏地笑了起来。但说时迟那时快，沙的一声，电梯抖了一抖，不动了。令人心安的灯光闪了一闪，也灭了，只剩我伸手不见五指。零几年的电梯突然坏了不算是稀奇，但谁知偏偏是在我“犯罪”之后！我一下子泄了气，望着缩成一团的纸巾追悔莫及，颇有同病相怜之心。之后，在我被吓得模糊的记忆里，自己逃也似地跨出电梯，在门外面向电梯进行了虔诚的自我检讨。从此，我对电梯再敬重三分，干坏事时也有了顾忌。这堂道德教育课可比课堂上的深刻多了。

曾经，配有电梯的楼房是个中翘楚，旧家所在的楼栋是本地最高的。我曾无数次想象，人站在12楼的顶楼高度上睥睨众生，听着背后遥遥传来的电梯喧声，是不是就像将军骑着骏马一览天下呢？可惜不到十年，将军就从“万人之上”沦落到了“万人之下”。后来，我们一家搬走了。旧家装修、出租、空置。我不再回去。日益繁忙的学习也让我渐渐忘记了它。在我看不见的时空，旧家包容了很多家庭，电梯门口飘出过不同味道的菜香，很多人都搬走了，很多人又住了进来。电梯只是毫无怨言地搬运着人和物。

前段时间，我偶然与旧家打了个照面，那是自搬家后第一次“回家”。如今的电梯看起来像是蒙了一层灰，里面灯光更加昏暗，让人想打哈欠；地板发黑，黑得深入骨髓；运行时的杂声像是老人起身时骨骼的异响，沉重而又疲惫，让我想起了爷爷奶奶蹒跚佝偻的背影。几个上班族匆匆走进电梯，冷冷瞟一眼我，警惕地打量着这个陌生人。

于是我叹息。电梯内外，我找不到熟悉的面孔。我在旧家门口蹲下，仔细端详着依稀可见的浅浅刻痕。装修重刷的漆有些剥落，曾经最熟悉的地方变得如此陌生，我贪婪而徒劳地吸吮着任何以前的记忆，抠下的墙灰仿佛还硬硬地挤在指缝，苦心雕刻却这般斑驳混乱。

夕阳在一天的炙烤中成熟，灿烂的金光灌进走廊，颗粒分明的灰尘在金浪中熠熠发光，旋转飞升，散发出干燥的气味。大街上的喧嚣愈来愈遥远，报层数的女声远远传来。我感到窒息。

我不禁扭头望向电梯——以小孩儿低矮的视角，渴求与儿时记忆汇聚，那些粗糙拙劣的画，门口飘来的饭香，儿时与我对视的面孔，一帧帧在我眼前闪过，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亮——可电梯一层一层地走着，并不为我停驻。我想起了逐渐失去记忆的爷爷奶奶，他们看我时的目光也越来越茫然。

我苦笑，我只好离开。

我早已不属于这里。

我的记忆无处可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