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主义”是个大概念，我只谈之一个小范围。大抵“五四”时期，“主义”一词颇为流行，书籍刊物中什么“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等，大谈不烦。而后“主义”过于滥用，“狡猾主义”、“黑暗主义”也随着出来，胡适劝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很有必要，且当时社会存在问题确实许多，毛泽东1919年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便罗列71个大问题。时至今日，诸多大学青年固要谈“主义”，但不高谈好听的“主义”，问题同样也要解决。我以为，大学青年者确乎须存有一些“易卜生主义”的意识。

要谈“易卜生主义”，必谈《玩偶之家》，谈《玩偶之家》出不了的就是“娜拉”。娜拉出走时的名言“我是一个人，和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娜拉确乎做成一个人，她敢出走，她是想要自由的。而诸多大学青年者不外乎是未出走时的“娜拉”，他们没有争得多少“人格”，甘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充当“奴隶”，充当“时间”的奴隶，充当“无为”的奴隶，充当“盲从”的奴隶，充当“虚假”的奴隶。而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无非多倾于一个“现实主义”，诸多青年者固要存“易卜生主义”，睁开眼看世间的真实，明明是难盗女娼的社会，我们不能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不能歌功颂德。娜拉终于出走，是不甘愿那“小宝贝”、“小鸟儿”、“小松鼠”的肉麻字眼，不甘愿那家庭里的自私自利，假道德，依赖性与奴隶性。娜拉尚于自由，尚于自我解放，更想要一点“个人主义”。而娜拉的出走，是证明她自己，亦是对现实的批判。固我亦言，大学青年者或为“自由”，或为“安逸”，却没有争得一点“人格”。胡适有言，“个人主义”条件有二：一为须使个人有意志；二须使个人担负责任。个人若没有自由权，不负责任，便如奴隶一般，无论如何“安逸”，如何“自由”，到底没有真正乐趣，到底不能发展个人的性格。正如“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面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而大学青年又何谈上进，固要存一点“现实主义”，一些“个人主义”。易卜生仍对一个朋友说“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关系，故不得不说实话”。巴金先生亦教导青年者要说真话“人只有说真话，才能认真的活下去”。纵观今日一切之政治、经济、文化、律法、医药、物理、化学、算法等无一不在更变，今日之日月、气息、河流、山川、鸟禽、虫蠕等无一不在易新，青年者又何能不存一点“现实主义”，又何能不说实话，而向“虚”？

固我说大学青年者大多是未出走时的“娜拉”。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讲演有言“由于经济地位，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诸多大学青年者毕业“出走”以后，是否还要“堕落”，还要“回来”？这是摆在青年者面前“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问题，胡适亦说“无论如何，我务必努力做一个人”。而青年者亦必须从社会的“沉船中”救出自己，更需一点“个人主义”，一点“易卜生主义”，人人必须解决自己的问题，不单争回一些“人格”。唯有“博学于文，约之以理”，唯有内省慎独，改造自我，唯有“知行合一”，才能不像“娜拉”出走之后，不至于“堕落”或“回来”。固要“治学”，固要“治生”，但大学青年者不学“名教”更不能学王阳明一般“痴坐格竹子”，以能“格物致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