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 23日——29日，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十九届“香港书展”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我有幸参加了广州青年文学宫组建的“广州精英学子团”，于24日前往会场参加了这一盛典。

　　此次书展的主题是“阅读世界·走向世界”。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香港拥有了一呼百应的将者风范，阅读世界，其实是为了包容世界；走向世界，是为了理解世界。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483家参展商参加了本次书展，这种大气，可见一斑。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近年来，会展已经越来越受到市场的青睐。处于经济发展前沿的广东，由于比邻港澳，具有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随着泛珠三角经济建设区的形成和发展，如今，在这个大的地理、经济环境下已经形成了以广州、深圳、香港为中轴，辐射到中山、东莞、珠海、澳门等珠三角城市的成熟的商品、贸易和技术展示区。会展业市场运作也已经走向规范化、产业化、规模化。借助于这个集中而又具有高度开放性的产品和技术展示平台，产品被理解，技术被理解，世界也被理解了。商业化地操作固然具有其强烈的私人目的性，但毫无疑问，恰恰是这种多样化而又集中化的目的，才使得需求趋向泛化和个性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也成功的参与了市场运作。或者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书籍已然沦落为众多出版社和出版商追逐个人或者企业利益的一种工具。

　　去参加香港书展之前，我对书展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在我肤浅的理解中，我始终认为，书籍一旦陷入了商业化地操作，那么作为书籍本身的价值就会有所偏失，以至于流失。这种关系就好像政治跟创作一样，假如创作失去了本身的自由，一味地跟着政治的脚步走，那么，创作就会或多或少服务于政治。

　　但是，参加完书展之后，我却有了另一番想法。书籍的流通和出版一旦商业化固然会导致价值方向一定程度上的偏离，审美观点固定化、模式化、利益化。但无可否认的，通过书展来达到图书地推介和读书意识地强化，这种方式让人耳目一新。借助于会展这一特殊的表现功能，通过商业化地操作，书展带给人们的已不仅仅是一个小型展览会那么简单。知识地泛化以及重构造，不同文化项目的相辅相成，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质和文化精神的潜层次的沟通，都在展览会上得到了很好地体现，而最终，也强化了书籍作为一种精神需求品的本位价值。

　　从当天展出的情况看，且不论参展商家的广泛代表性和参展书籍的质量水平，单从参加书展的人数和购买数量上看，书展的现实意义就可见一斑了。置身于如此浩瀚的书的海洋中，你大概就有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受，但其实却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另一番境界。

　　这一番境界，如果仔细想想，未免堪忧。

　　此次书展中，中国大陆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也同台展出，但相对于香港以及其他国家出版社展出摊位的门庭若市，中国大陆出版社的图书摊位面前却是门可罗雀。且不论图书本身的质量，单从包装和材料质量上看，中国大陆出版的图书就已经显得寒碜和小气，和香港以及其他国家出版的图书相比，就仿佛盗版之于正版。

　　我国大陆的出版行业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逐步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但所有的出版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政府保护的。而且，众多出版社如今只是停留在出版教科书，教辅书等一系列教育书籍这一层面上。由此不难想像，我国大陆的出版行业由于没有经受过过激地冲击，以及单一的出版方向的限制，已经导致了本身没有更多的能力去经受风雨，或者是接受创新和改变。

　　我国自2001年入世，至今已有七个年头了。相比于其他行业根据国际市场成熟的运作机制进行的有益和有利地调整，相比于其他行业卓有成效的改革，出版行业所作出的努力和收到的成效实在令人啼笑皆非。七年了，中国大陆的出版行业依旧滴水不进，密不透风。稍稍放宽的销售权，也只是加剧了图书的商业化操作程度，或者更直接的说，是图书的包装和宣传力度。而于出版环节而言，就像做了一个无滋无味的梦一般。

　　近几年来，随着文化人频繁高调高姿态地走秀之后，我国大陆的图书出版也走向了商业化操作的高峰。2007年4月29日，郭敬明的小说《悲伤逆流成河》出版，其首印量高达866666套。而更令人注目的是，经过一个五一黄金周，该书销售就已经达到100万册。连郭氏也表示，“这本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的成绩，很意外。”

　　而在2007年1月15日下午，湖北省武汉市。年近不惑的福建籍作家沙漠舟，在崇文书城门口来回徘徊了将近五个小时，他抱着自己耗费4年心血完成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亲爱的苦难》打印稿，向路人推销：“这是我写的书稿，如果你能够出版，稿费我分文不要。”

　　《宁静的大山》作者王柱国，这位七旬老翁，卖房买车自驾车全国售书。《宁静的大山》近50万字，历时30年写就，而至于出版，竟是那么的遥遥无期。“盖棺有期，出版无日”，上个世纪60年代一代大师陈寅恪的一句戏言，如今却变得如此真切。

　　这就是中国大陆出版行业的写照。一边是牛哄哄的80后青春作家的少年得志，一边是默默无闻的怀梦文学人的潦倒无奈。且不论这些人写作水平的高低、写作时间的长短、作品质量的高低，单从读者的角度上看，试问，作为读者的我们究竟需要的是什么？

　　相比于韩寒、郭敬明的青春文学在我国大陆的畅销，我国台湾，香港地区对此类书籍的反应却是出其的平淡。韩寒的《三重门》大约在2004年进入台湾地区，到2007年只卖了不到一万本；郭敬明的书也卖得一般。同样，在这次书展上，我国大陆有名的青春作家韩寒、郭敬明等的作品也并不多见。而恰恰相反的是，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却在台湾风生水起，水涨船高，受到了台湾读者的热烈追捧。

　　面对着这样迥然各异的阅读兴趣和选择，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造成了我们的文化选择有如此大的差异，还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认真去选择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成为了商品生产和销售的指向针，而对于图书行业来说，也许该是个例外。在我国大陆，一本畅销书的产生，也许更多的是由于炒作和出版行业的宣传包装。对于读者而言，购买一本书，也许不是因为自身需求或者看重了书籍本身的价值，而更多的是因为书籍本身的受欢迎度和流行度。问题的所在就是，是谁引导了需求？是谁在极力迎合甚至变相奉承大众市场、大众读者的口味？还有，读者想要的是什么？

　　无可否认，态度决定了这一切。于我国大陆出版行业而言，一定时间和空间维度内，简单的盈利目的代表了读者的阅读方向，引导着普通读者在图书层面上的消费行为，以至于模糊了时间价值、作品价值、人的价值以及人的观念和对待事物的态度。

　　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曾经袒露：“现在很多年轻作家，大量写城市生活中奢华的一面，喝咖啡、泡吧、逛高级商场、穿名牌、到世界各地游历，等等。若干年后，读者或一些国外的研究者再来读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无形中会有一个错觉，以为这个时期中国的年轻人都在泡吧，都在喝咖啡，都在穿名牌，都在世界各国游历。实质上，更广阔的人群和生活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底层的经验完全缺席。”

　　读一本书，其实是在读作者给我们营造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或者真实，或者虚幻、或者忠实，或者虚伪、或者接近生活，或者远离生活。读一本书，如果还要首先对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文字进行辨别，然后再对文字所营造的世界进行深度认识，那么我们所理解的世界，我们所坚持的价值就会变味。至少，我们对于认识会变得忧心忡忡而至于迷茫或者失望。

　　真实的表达，一切还原或者忠于生活的文字，都是我们所期待的。

　　对于一个优秀的出版社而言，选择真实的文字，选择具有生活价值的作品，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而对于我国大陆的出版行业，也许，作为一种社会责任而言，也应该肩负起正确引导大众阅读方向，提高国民阅读水平的使命。

　　“阅读世界，走向世界”，从书开始，从你我开始。我们在参与，我们更在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