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禾《生死场的启示》中，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关于民族国家话语一直主宰着对萧红《生死场》的解读，从而构成了对萧红作品主题的共同定调是体现了抗战精神和中国农民的爱国主义觉醒。然而，刘禾对于《生死场》却提出了属于自己的解读可能性，用女性的角度去体验生与死的意义，从而将女性主义这一命题上升到一个高度。
　　２０世纪关于女性主义的命题随着国家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变迁，被隆重地搬出来。而在萧红的《生死场》中就隐含了这样一个女性主义的命题：女人不是作为人而存在，不是作为人而被尊重，她们是依附于男权文化，并强制在父权，父权等社会文化道德观念底下苟且残存。
　　以下以月英和金枝分析这一女性主义命题在《生死场》中如何体现生与死的命题。
　　月英，“从前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瘫痪之后，丈夫不理她，甚至还嫌月英拖累了自己。她的下半身腐烂成蛀虫的巢穴，白眼前齿变绿，头发烧焦紧贴头皮……终于在目睹自己变化的惨状后，死在腐臭与绝望当中。在这里，月英的丈夫不把月英当人看，而是以一个妻子的角度去衡量，以致于他在月英残废后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娶了一个没有的老婆，现在还拖累到自己。可见，女性为家庭服务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旦你丧失了作为一名妻子的能力，便成为一名累赘，无人搭理。即使那是打渔村里最美丽的女人。
　　相比月英，金枝的着墨更多。这个弱小的女人身上，先后经历了未婚先孕，孩子被摔死，被强暴等等不幸的遭遇。萧红通过女性经验和女性身体，写出了男性对象于女性身上诸如暴力、疾病、伤残等伤害，同时又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社会伦理强加于女性身上例如贞洁等等的束缚。社会对于男女分工的规定是“夫受命于朝，妇受命于家”男人是主宰着一切，女人却只能生存在家庭之内，并由一道道父、夫、子够成种种道德伦理的无形的围墙包围着。女人没有理想，没有尊严，更没有话语权，存在只是一种陪衬，为男人而活。金枝在最后发出的感慨：“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然后转到伤心的路上去：“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都不恨。”金枝在最后觉悟了，她这一生才走了短短的二十多年，颠沛，不安，羞辱的遭遇却她清晰了这一切悲剧的来源，不是她做错了，是男人错了，整个社会错了，而且一错就是几千年。
　　这或许正是萧红所要表达的女性命题，她在一篇短文《失眠之夜》中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对“家”这个概念提出过质疑，“而我呢？坐在驴子上，所去的地方仍是生疏的地方；我停留的地方仍然是别人的家乡……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甚切，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心慌了！虽然那片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家，乃至家族，从诞生到形成规模，就不是以男女的组合为中心的，事实上，是男人主宰的世界。无论是婆家还是娘家，还是整个社会“大家”，女性都被标示着“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父死从子”的社会准则，几千年中国女性被限制在“家”的围墙里，为父母，为丈夫，为子女，那么，什么时候可以为“我们”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