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粗略地知道，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学的经费通常都是由国家财政统一划拨的，大学生上大学不用缴交学费，这被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一。此种制度一直延续到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初。后来高校改革，从1994年起，实行大学生交费上学的做法，才逐步结束了大学教师完全吃“皇粮”的状况。据本校财务处提供的信息，目前我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每年使用的经费中，国家财政拨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几，本科大学生缴交的学费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几，学校自筹经费大约占百分之四十几。而在学校自筹经费中，占大头的又是继续教育学院、国际学院和外语学校学生（据悉，近两年增加了MBA中心这个重要来源）缴交的学费。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这样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现在我们大学教师吃“皇粮”的比重已经不大，学生是我们大学教师的“衣食父母”。
　　笔者之所以在此点出上述命题，是出于鲜有人士（包括各级领导）谈论此方面的事情，有些人似乎已经把如此重要的一个基本状况弃之脑后，对学生缺少一种起码应有的敬畏感、责任感以及感激之情。因为长期以来，在我们心目当中，一直就是以为，领国家工资“打阿爷工”，议事时往往只是从对国家负责的角度思考问题，而往往未从对学生负责的角度思考问题，从而有可能产生一些理论上的或思想意识上的偏差。美国作家爱默生曾经指出：“责任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它具有崇高的品格，在所有价值中居于最高的地位。”我们大学教师对学生的责任，具有崇高的品格，也应当居于最高的地位。
　　应当看到，在实行大学生交费上学的制度之前，我们大学教师确实是领国家工资“打阿爷工”，与国家公务员无异，基本宗旨应该就是对国家负责。然而，在实行大学生交费上学的制度之后，基本条件已经悄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学生缴交的学费取代国家财政统一划拨的经费（此经费仍然有，但其地位已大幅下降），成为我们大学教师工作报酬（含校内工资补贴、超课时补贴、科研补贴、公积金补助等等）的重要来源。在此种情况下，再笼统地说“领国家工资打阿爷工”就不准确了。当然，从本质上来说，我们大学教师对国家负责与对学生负责应当是一致的，但是在学生缴交的学费成为我们教师工作报酬的重要来源之后，我们教师可以无视这一重要变化吗？在此事情上我们大学教师是否与国家公务员有些差异，即多了一个负有责任的对象——学生及其家长？现在大学本科生一年学费平均五千元左右（民办高校还不止此数），四年下来就是两万元，对广大农村家庭来说仍是一笔大额开支，里面浸透着家长和亲友的血汗。莘莘学子的背后，是其父母和其他亲友千辛万苦的劳作和殷切期盼的目光！
　　讲学生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至少我们大学教师要让学生缴交的学费物有所值，在四年大学本科教育中教学生掌握一些有用的知识和本领，教学生学会一些做人的道理，起码是不误人子弟，这是一条底线。从此点出发，我们大学教师应当对学生有高度的责任心，同时还应当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将学生看成服务对象，类似于商业行业“顾客就是皇帝”的信条，我们大学教师应当以学生为本，学校的一切活动应当以学生为中心。基于以上一些理念，过去一些人提出“学校的活动以教师为中心”等等一类口号，均属谬误，应当抛弃。
　　大约早十年前的一天，我作为国际法学系副系主任听一位老教师的讲课，当时他已年近六十，连续两节课从头站到尾，着实让我感动。讲台下的年轻学生舒舒服服地坐着听课，讲台上的老教师讲得大汗淋漓、声嘶力竭，他为什么不坐着讲？或者他可以间歇坐一坐？我所听过课的许多年轻教师尚且坐着讲课，这位老教师何苦呢？我深为这位老教师的敬业精神所感动，我认为他正是理解了学生是我们大学教师的“衣食父母”，所以他才这样毕恭毕敬地站着为学生讲课，授课时神采飞扬，挥洒自如，深受学生欢迎。正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坚持尽可能站着为学生讲课，除非确实累了，才间歇坐一坐。我将站着为学生讲课视为敬业精神的一种体现。我比那位老教师年轻四、五岁，他尚且能做到，我有何理由做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