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说：“人生的一切变化，一切魅力，一切美都是由光明和阴影构成的。”中国人显然不甚明了这种辩证法。从《万历十五年》看出，长期以来我们所熟悉和擅长的还是道德评判。凡事先辩善恶忠奸，事实抛在一边。很难相信一个庞大的帝国是依赖这种低效道德话语维系。那些实务者譬如张居正戚继光所作的努力，都抵冲不过臃肿文官集团长久以来的平庸惯性。事实证明，依靠单调一元的道德话语调解复杂的世事，损耗很多成本，最后还是搞得一团糟。到头来大家都很累，包括万历。

　　为什么道德话语是局限的，我们先看一个例子。《万》里面谈到帝国的防务问题，少数民族犯边的一个很大欲求就是开放边境通商，而东南沿海的倭寇进犯一开始也是希望迫使明政府放开海禁。不难想象，假如当初执行开放政策，你来我往互通有无，外族可以通过经贸获取所需，自然不会发动战事，我们得到他们很多物品之余还会得到许多安宁。这本是件纯技术的事情，但一碰到那些儒臣们就麻烦了。孔孟朱的人伦道理摆出来，不但犯边者必诛，国门还要更紧闭些，以绝后患。不禁问，有多少矛盾龃龉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他们迷信道德上的光辉，却无心改善技术上的不堪。到头来活生生地把一个国家给爱死了。

　　但我始终认为，一个人以好的主观意愿作了坏事，不但该指责，还应更重些。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反过来，无知也是一种恶念。海瑞终生清白，但在李贽眼里，为害不比贪官少。一来有道德洁癖的人不免自命不凡，看周围总会只看道德，不见事实，他“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的道德断案法便徒添许多乌龙。二来，他们不会承认知识上的困境，只会躲在道德的铁塔里意淫，这样我们又少了很多技术进步的机会。历史就是这样吊诡：知识分子少一些匡扶世道的热情，世道可能还会更好些。

　　《万》想提醒我们，不要迷信道德而忽视技术，世事的复杂是单一的道德所无法胜任的。五千年道德史已经过去，随道德家一并埋葬的，也应有这种无知之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