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诞生于1924至1927年，五四运动末期。当时军阀统治分割着中国，南方革命势力发展，工人运动兴起，学生风潮涌动。从女师大事件到“三·一八”惨案。国难民苦，水深火热。
    而鲁迅本人与胡适、陈西滢在这时展开了激烈论战。他支持学生爱国运动，但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新青年》编辑部却因成员政见不同而解散。同时他与兄弟周作人决裂，家庭变故，搬出故居。逢遇迟到的爱情，却困于第一人妻子婚姻的束缚。内外交困，创痛深沉，心情阴郁。
    在这样的大变革时代和个人命运的起伏中，鲁迅创作出了《野草》。
    该书以曲折幽晦的象征表达了20年代中期作者内心世界的苦闷和对现实社会的抗争。《这样的战士》、《淡淡的血痕中》、《一觉》等篇目都表达了对现实的失望与愤懑以及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影的告别》、《死火》、《墓碣文》等描绘了对自我深刻解剖之后的迷茫心境；《坟》、《过客》、《死火》等则写出了鲁迅“向死而生”的存在主义哲学。
    结合该书的写作背景，就不难理解其主题思想了。“五四”运动高潮后的回落、“新青年”阵营的裂变、统治阶层的专横和欺压、兄弟反目，这一切都使鲁迅陷入了迷惘与绝望，然而他又以一种殉道者般抗战的姿态挺立着，拒绝“小女孩”的包扎，听从“那声音”的呼唤。绝望迷惘与不屈抗争两种极端的情感构成了尖锐的冲突，而这矛盾正是所有闪光的结点。如果说《呐喊》是灵魂在密封的境地里忍无可忍的喊叫，《彷徨》是孤独的心在战斗间隙的回味与思考，《朝花夕拾》是对童年所遗忘的火种与梦想的回忆，那么《野草》则是希望与绝望的融合，“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方生与未死，今天与明天，前进与倒退，希望与绝望，灵与肉，友与敌的交织。一面是生存的荒诞与生命的幽黯，一面是充沛的人文主义激情，鲁迅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与痛苦中挣扎着。全书是作者真实的灵魂袒露与剖析，是在无路之处走出路来的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
    限于学识和阅历，我无法将整本书的全部内容进行淋漓尽致的分析与评判，只能选取其中一点我最有共鸣的部分在此分享。
    莎士比亚曾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许不仅仅是哈姆雷特，在空筐效应的影响下，每个人在阅读他人作品时都会带上自己的经验、情感与思想，因而阅读时的感受都会有大大小小的差别。于我而言，感受最强烈的便是鲁迅所批判的国人之虚伪与说真话之难，不妨让我们来结合《立论》与《这样的战士》具体分析。
    在《立论》中，鲁迅做梦看到自己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方法。老师举了个例子，一家人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满月时抱出来给客人看。一个客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升官，他于是收到几句恭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就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于此我们看到说谎的得好报，说实话的遭打，倘若不想说谎也不遭打，便只好“hehe，hehehe”了。
    在《这样的战士中》，鲁迅构想了一个拿着“脱手一掷的投枪”的战士，他走入“无物之阵”，对方杀人不见血的武器便是“一式点头”，而那些头上有“慈善家、学者、文士”等各种好名称的旗帜，头下也有各样外套，绣出类似的各样好花样。但是这个战士举起了投枪，即使他们立誓说他们的心在中央。战士偏则一掷，却“正中他们的心窝”。对方“颓然倒地”，但只有一件外套，无物之物已经脱走胜利，因为战士已经成为戮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但是战士依旧不断地举投起枪，掷向那无物之阵。
    我以为，前者是批判在封建文化的虚伪、在中国说实话之难和由此而生的绝望迷惘之情，不愿说谎和挨打的中国人只好“呵呵”，养成了圆滑世故的明哲保身之道，变为沉默的中国人，继续沉浸在腐朽的封建文化中；而后者则是通过反复的手法，不断重复“但他举起了投枪”，表达了鲁迅对虚伪狡诈的封建残余势力的坚韧的斗争精神，尤其是对军阀手下御用文人的鲜明批判。
    在现实社会中，立论者与点头者相互结合，共同构成了鲁迅批判的指示对象。说真话的人“遭打”，于是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只剩下了为自己谋利的说好话的撒谎者，以及明哲保身的沉默者；而各种各样好话成为了不同的“旗帜”与“外套”，其主人相互“一式点头”，构成了战士所无从着力的“无物之阵”。
    九十年前如此，九十年后依旧不乏如此现象。
    作为学生，我所了解最多和最关注的便是中国的教育，那么我们不妨就来谈谈在中国的教育中相似的情形。对于中国学生而言，高考无疑是其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这直接决定他们是否能进入一个好大学以谋求更为理想的命运与前途，然而高考的地域不公广为人们所诟病。北京大学沦落为“北京人的大学”，寒门子弟考入名校改变命运的机会越来越少。
    而当记者在2013年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结束后，询问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怎么看待现行高考的地域不公平”的问题时，袁贵仁说：“地域没有不公平。原来的地域是有差别。西部高校少，经济实力弱，招生率低一些。但经过近10年努力，录取率已大体相当，最低的省已达67%。这就是说，100个孩子考试，有67个孩子可以录取，全国平均数是70%多。虽然还有一点距离，但已不像过去差那么多。”
    录取率仅为有学上的比率，却并不是证明教育公平的充分条件，尤其是当涉及到高等教育之时。
    以2012年高考为例，河南省，考生80万人，一本录取率不足6%；山东省，考生49.7万人，一本录取率11%；安徽省，考生50.6万人，一本录取率9%；湖北省，考生45.69万人，一本录取率7.2%；湖南省，考生35.2万人，一本录取率10%；北京市，考生7.346万人，一本录取率超过23%；上海市，考生5.9万人，一本录取率超过20%。北京、上海两地的一本录取率比中部5省要高出一倍以上。而这种不公在名牌大学额招生名额相差更为明显，北京本地学生考上北大的几率是安徽考生的41倍、广东考生的37.5倍、贵州考生的35.4倍、河南考生的28倍。
    客观的数据无疑证明了袁贵仁论断的荒谬，身为教育部长，他想必更为了解这些数 据的真实性，但为什么他还要撒谎呢？
    因为如果承认中国高考的地域不公，就是承认自己工作的失败和政府工作的失职，这不利于自己的仕途和政府政权的稳固。因而，要撒谎，至少不能全说真话，以此来说明自己和政府工作之绩效。不难看出，面对媒体的他便是一个立论者，而高考地域不公就是那个“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事实，显然他要“好报”而不想“遭打”，于是“许谎”说“没有不公”。显然一句话的论断够有说服力，所以他要补充论据，说“录取率”大体相当。他没有说是什么录取率，但他知道至少某一部分的录取率数据满足他的要求，这就够了，于是他的话里不全是谎言。
    终于，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精明的立论者，在他们看来，事实与责任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保住饭碗、谋求利益和获得“好报”。这些精明的立论者互相认同、扶持和帮助，形成了一种名为体制的“无物之阵”。他们的“一式点头”便是他们“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的好名称”：成熟，会做人，懂事……。并且“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中国特色，和谐社会，精神文明，先进标兵……。
    然而，走入这无物之阵的，不是拿着投枪的战士，而是手无寸铁的莘莘学子，而是被称为祖国花朵的青少年。迷惘的他们被不同的“一式点头”所吸引，成为了他们的同伴。于是他们学会了帮领导PS视察照片，学会了阿谀奉承，学会了特别照顾领导的亲属子女，学会了递条子以行使特权，学会了在满嘴仁义道德的同时贪污受贿。接着，他们融入了“无物之阵”，共同对着新来人“一式点头”，维系着这两千年的封建传统。那些为谋求稳定和福利的公务员应考大军想必便是要进入那无物之阵的追随者了。
    依然记得高中历史课本对辛亥革命意义的论断——它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当时老师特别强调了这一个考点，说辛亥革命并没有结束封建专制或封建文化，它仅仅是推翻了封建帝制而已。而今想来，确实如此。封建文化和人治传统依旧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
    鲁迅已故，已经没有战士敢于亲自拿着投枪在无物之阵中挑战，但所幸，我们依旧看到有无数投枪从名为“舆论”和“反腐”的远处，向这些无物之阵投来，使无物之阵的点头者仓皇躲避。也许这些投枪并不都能刺中点头者的心窝，但它们具有巨大的不断增长的数量，使点头者越来越难以闪躲。一如人民大学招生处处长蔡荣生，手握招生大权，一个点招名额的点头便是一百万。他带着“全国就业先进工作者”的头套贪污受贿，却没想到他的“无物之阵”在反腐浪潮下不断缩减，终于被投枪刺中心窝，轰然落马。“无物之物”终将缓缓消亡，高度信息化和体制改革将成为战士们的着力点，并削减新的战阵中的绝望与迷惘。
    只望变革的地火将烧尽一切封建文化与传统的根基，使未来之人当再次读到鲁迅的《野草》时再也无法产生强烈的共鸣。

参考文献：

    孙永军：《教育部长袁贵仁：现行高考制度没有地域不公》，载于京华时报2013年3月9日第九版

    汪忧草：《“高考无地域不公”是个文字游戏》，南海网2013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