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本沉重的书。

“沉重”二字体现在此书的历史痛感上。

这历史痛感首先呈现于晚年陈寅恪的身上。陈寅恪曾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际，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沉重的“历史文化观”，陈寅恪才拒不离开中国。他就是如此数千年文化精神“所化之人”，安能不与此共命同亡而远走吗？如此“人与文化”相生相灭的历史内容在世居交替嬗变之极显得愈加深厚，这不仅是一介书生了，而是将历史、将文化都背负于一身，却又眼睁睁看着此文化衰落的苦痛之人。他生在一个剧烈动荡的年代，历经三朝，既遭际于“近代中国屡遭外侮，有清一代已成残迹”，又深感社会纷乱变易下“文化”的崩析。历史于前已经兴遗衰落，文化于后又式微颓败，此种切身切心之痛，更加之晚年盲目膑足等死亡意识的苦涩，化作对生命万般无奈的切痛感触，“此恨绵绵死未休”，陈寅恪唯有“痛哭古人”，将心事化于《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中，“留赠来者”。然而陈寅恪又是有着生命热情的人，他还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在他心中泛溢着一种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情怀，这种情怀既导致了他苦痛的历史感，又引发了他对于文化“复振”的巨大期望。

此书的历史痛感还体现在著者陆键东身上。他热爱历史掌故、人物传记等书，又常与前辈交谈，言谈中老者常带出有岭南地区知识界悲惨的人和事，致使谈话氛围异常伤感。正是对于知识分子苦痛和悲惨的体味，陆键东开始了对于倾心研治陈寅恪史迹的历程。如此厚重的历史、如此鲜明的人物、如此风云激荡的过去，都化作几份发黄的稿纸，而从中去重新还原那历史现场和人物心迹，成了抚慰陆键东精神的孤寂与困顿的良药。伸出双手去拮取那样一种落败的、随风而逝的陈旧感，“三十年只待一人”的陆键东感于历史和人物的文化生命，在此时也熔于与历史、与陈寅恪精神相交的激情和感动之中。从前陆键东是孤寂而痛苦的，此种痛苦和抑郁源于精神上的困顿和无所依托，最终源于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茫然和哀伤。而开始将自己的孤寂苦痛都寄情于陈寅恪的最后20年时，孤寂得以缓解，苦痛也与陈寅恪的苦痛相融相生，迸发出愈合后的感动，此时他的心情一定是愉悦的。然而此书出版后的热销却也是陆键东没有想到的，对此他没有欣喜狂热，反而是“更感孤寂”。周遭讽刺的声音以及书中一则史料引发的诉讼都让其心理产生了抵触和不快，也许沉浸于陈寅恪的世界让他更加独立不愿妥协，当有人建议不要写出全名时，他曾言“那样我宁愿永不再版”。但这些不悦的情绪都已化作平静的孤寂，因此如今再版时他修订了这一内容，也增加了更多的长脚注，将自己复归宁静的心情和探求内心的思考增添其中。陆键东自己的苦痛和孤寂，熔于陈寅恪的历史苦痛之中，泛溢于全书。因此招致了“过于煽情，有碍于读者客观审视历史本身”的批评，此种批评并没有错，然而陆键东是一个感性的文化人，他曾说自己写作时并没有预设读者，亦即这是写给他自己的一本书，是他与陈寅恪精神相交的文字媒介。“已无负先生，已无负历史”，就是他对自己、对此书一个注解吧。

陈寅恪和陆键东历史痛感的合流，体现了一个人于一个时代中的坚守和沉静。书中见出的作者深情和敬意，也能泛溢于读者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