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19世纪小说家狄更斯诞辰202周年. 两年前BBC World Book Club为纪念其诞辰200周年制作了一系列节目回顾狄更斯的主要作品，令我惊讶的是，其中并未包括这本HardTimes.

Hard Times 中的故事发生在１９世纪中叶一个虚构的煤矿工业小城Coketown，有些类似英国当时的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狄更斯1854年时最初在他办的周报上连载该小说想挽救周报的低迷销量。他的确也做到了，周报销量大增，这本书受到人们的热烈关注。

这本书所讲述的，是完全抛弃情感的效用主义理性之生活逻辑从实施到崩塌的全过程，同时也描绘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社会工人生活的苦况。在Coketown的学校任教的校长Thomas Gradgrind　信奉事实，数据，统计与数理逻辑，并全盘否定情感，想象力，文学，艺术，与富创造性的其他活动。他的两个孩子，女儿Louisa与儿子小Thomas,　从小就被他教育得只知道用数字来形容生活中的几乎所有活动，包括情感活动。为了免去面对学生时产生任何数理逻辑之外的情感，他甚至给每个学生编了代号，平常决不直呼学生姓名，而是只叫代号。乍一听上去他与学生的对话有如地下工作者，比如：第20号学生，今天你快乐多少？报告校长，今天我快乐值为20!但仔细一琢磨，这对话让人背脊发凉。对于情感体验的形容只剩下数字，而作为当代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用效用函数测度最靠近形容一个人快乐与否的项目——福利，不正是在做类似的事吗？

Coketown上的煤矿主Josiah Bounderby是一个资本家。他被狄更斯刻画成尖刻，无情，且缺少教养，脾气暴躁。他不仅控制着Coketown唯一的煤矿，也拥有一间银行，而且是个单身。Gradgrind经过精确的计算，向他的女儿Louisa解释她嫁给煤老板Bounderby将会是她最合理的归宿，也会带给她最大数目快乐的生活。被从小教育成否认情感而只有冷酷数理逻辑的Louisa听从父命成了比她大30岁的Bounderby的妻子。

与只信奉事实与数字的Gradgrind和毫无人情味的Bounderby这两个人物所引出的故事相平行的，是在Bounderby的煤矿上日夜辛苦工作的煤矿工人Stephen Blackpool所引出的另一条故事线。Blackpool是作者眼中英国贫困且勤劳的工人阶级的象征：朴实，善良，信守诺言，要面对与处理酗酒的妻子惹得所有麻烦，并要承受被Bounderby　冤枉他偷窃银行钱财栽赃给他的罪名。他卑微而辛苦的活着，最后在逃亡中掉落悬崖。狄更斯曾在一次走访了曼彻斯特城中煤矿工厂之后，写了一句满含怒火的话，他要为那些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工人们，"strike the heaviest blow in my power".　他为Stephen安排的悲剧的结局，也是他以自己的力量对当时英国社会对待劳动者及其不公平的重重一击。

在本书的最后，Louisa 在朋友Sissy Jupe的帮助下，自我觉醒并发现冰冷的数字与统计令她无从表达她内心所面对的复杂情感。她离开父亲为她安排的婚姻，决心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Gradgrind最得意的门生，他的小儿子Thomas与Bitzer,　长大后一个因财务问题而盗窃，赌博与酗酒，另一个则成长为极端自私自利的一个人。

Gradgrind目睹了他所创立的“理性”教育－－只强调事实，数字，统计与数理逻辑——所带来的后果，最终放弃了他所持有的效用主义理念。这一理念下的教育模式给所有人带来痛苦与艰难的日子（hard times）.　而Gradgrind放弃这一理念后，他那些有头有脸的朋友们非常鄙视他（因为效用主义是当时流行的主义），使他也过上了艰难的日子。

合书之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某些时候当我用数量分析去处理某些经济学问题时，偶尔会想到狄更斯这本书。某次在参与小型学术会议时，见到一位颇有分量的经济学家用效用主义分析中国男女比例失调带来的婚配市场竞价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储蓄过度与经常账户失衡，让我再次想到狄更斯这本书。爱情与婚姻，在效用主义者的眼中也不过是资源分配的过程与结局罢了。

狄更斯写这本书的另一个目的，恐怕也是希望人们别因为事实，数据统计与数理逻辑的广泛应用于研究社会问题而忽视了文学，艺术，美学等能够培养出想象力，创造力，道德与审美观的教育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