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父权的加强，男性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的提高，女性的地位逐步降低，这是女性往往作为政治工具、生育工具、取乐工具而存在。但是，也有女性，能够依靠各种有利的因素，不仅能成就一方事业，还能在史书上留下名字，秦国的宣太后就是这样的一位女性。
宣太后，秦昭襄王之母，秦惠文王之妃，因其嫔妃等级为“八子”而被后世称做芈八子。按照史书上的记载，太后称谓，始见于她。宋代高承《事物纪原》(卷一)云：“《史记·秦本纪》曰：昭王母芈氏，号宣太后。王母于是始以为称。故范睢说秦王有独闻太后之语。其后赵孝成王新立，亦有太后用事之说。是太后之号，自秦昭王始也。汉袭秦故号，皇帝故亦尊母曰皇太后也。” 她以太后身份统治秦国长达四十一年之久，期间秦国“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向稽首”，可以说，宣太后是秦国历史上一位了不起的女政治家。
同时，太后专权，也自她始。宋代陈师道《后山集》(卷二二)云：“母后临政，自宣太后始也。” 进而导致了后期秦昭襄王废太后的行动。
但是，究竟这是一位怎么样的女子?在唯男性独尊的封建社会，她最后的结局又会是怎样的呢?
(一)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强大的后援支持
强大的后援支持，是宣太后在残酷的夺位斗争中登上太后的宝座，稳坐宝座长达四十一年的重要条件。这强大的后援支持，是以其异父长弟穰侯魏冉为首的宗族势力。根据《史记·穰侯列传》记载：“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芈氏。而魏冉最贤，自惠王、武王时任职用事。武王卒，诸弟争立，唯魏冉力为能立昭王。”
从对魏冉的描述中，不难发现他之所以能成为宣太后坚强后盾，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魏冉最贤”，说明他有才干。贤能之人在古代颇受重用，尤其是在自秦孝公以来就频频任用别国之人担当重职的秦国。结合后来秦国在魏冉的率领下一路东征，而司马迁更是对魏冉的功劳进行了肯定：“而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乡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其二，“自惠王、武王时任职用事”，说明他已经是历经两朝的臣子，有后人推算过芈八子被尊为太后时的年纪，约为三十岁左右，可见魏冉应该比她小三到五岁左右。可见，年轻的魏冉尽管年龄不大，但他有着两朝臣子的资历，丰富的人脉资源，一定的政治基础和政治博弈的勇气。不然也会在武王死后不久，就看准时机，将自己的外甥送上秦王的宝座;其三，“唯魏冉力为能立昭王”说明当时朝中对王位的归属众说纷纭，争执不下，但只因为魏冉手里掌握着兵权，也正是他手上的兵权为芈八子的儿子夺位提供了最大的政治筹码。于是能够力排众议，实力决定了魏冉最终能够“诛季君之乱，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诸兄弟不善者皆灭之，威振秦国”，让自己的姐姐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太后。
历史上因“子幼母壮”而临朝听政的例子不胜枚举，后来赵国的赵威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没有魏冉的支持，宣太后只是空有一身的政治才华，也只能在深宫中孤苦伶仃地度过余生。(注：昭襄王即位前，一直都在燕国当人质。)因而当昭襄王继承王位以后，“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为政。” 宣太后依靠弟弟强大的后盾，开始了她的政治生涯。而她的同父弟弟芈戎，以及另外的两个儿子高陵君、泾阳君，也因此显赫，合称“四贵”。就这样，一个以宣太后为首的政治集团在秦国开始了长达四十一年的统治，以至于后来范睢拜见昭襄王的时候，说了这样一番话：“臣居山东，闻齐之内有田单，不闻其王。闻秦之有太后、穰侯、泾阳、华阳、高陵，不闻其有王。”
从《史记·穰侯列传》对魏冉的描述中，魏冉是一个足智多谋，任人唯贤，行事果断，战功彪炳的人才。一开始，“昭王即位，以冉为将军，卫咸阳”，表明昭襄王放心将国家的咽喉之地交给自己的舅舅，同样也放心自己的母亲。可是，到了后来，随着魏冉的功劳越来越大，魏冉既为武将，又是秦国的丞相，虽然在相位期间经历几次免相而后复相的风波，但他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穰侯益封”，也正说明了宣太后势力集团的稳固。在《战国策·秦败东周》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即宣太后害怕他们不肯依附穰侯。这说明了宣太后的权力多依靠在穰侯身上，这也为后来魏冉被迫出关，宣太后随即被废埋下了祸根。他们姐弟就是一个利益的共同体，魏冉荣，则太后荣;魏冉折，则太后损。
(二)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秦国的风俗背景
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独特的秦地文化，造就了不同于中原文化的秦人。秦国的民风，大致可以归纳为：暴戾、无礼、无情、野蛮，但又开放。
战国时魏将朱己曾这样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积德也。”秦地民风本来就是罔顾亲情人伦，在商鞅变法以后，这种风气愈发得到推崇。
汉朝贾谊的《治安策》的记载，“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这恰恰反应了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仁义的衰微事态。在战国时期，虽然有百家争鸣的现象的出现，但是，对于身处乱世，群雄争霸，战争迭起的年代的各国君主来说，，最为他们所接受的还是纵横家和法家的思想主张，而在民风强悍的秦国，这一特征的体现更为明显。父母恩义，兄友孝悌，在残酷的权利斗争面前都是无足轻重之物!
秦国向东扩展国土，往往是通过战争的手段达到目的的。但秦国的大将，对待战俘、平民，采取的不是怀柔政策，却是血淋林的“斩首”行为。同时，每一次的“斩首”，都是数以万计。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秦国人的虎狼本性，其暴戾阴狠的野蛮文明。
宣太后虽然是楚国人，但是，在秦国生活多年以后，还经历了夺位这样的近乎残酷的斗争，她的秉性，已经被耳濡目染得冷酷无情、残忍阴险了。《史记·匈奴列传》曰：“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於甘泉”。通过这一事件，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芈八子之所以与义渠王私通，是为了稳固秦国的势力，稳定匈奴的局势。如果不是在开放的民风的前提下，并且这一行为得到了自己儿子的默许，怎么会有私通生二子的情况出现呢?
但是，宣太后的内心是冷酷的，这恰恰符合了秦人“无情”的特点。虽说义渠王与之私通多年并有二子，但当利益出现冲突的时候，她的处理方式却是几乎残忍而无情义可言的。“诈而杀”，这三个字充分体现了芈八子在秦地民风熏陶下形成了的奸诈、冷酷、无情。对待与自己私通多年的情夫，她没有心慈手软，而是快刀斩乱麻，用计谋将义渠王杀掉，其毒辣与狠心可见一斑。
(三)天占有女真奇绝——个人性格特征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从前的商鞅变法，如果没有商鞅作为改革者突出的才干，改革也无法再秦国进行。而宣太后的性格，也是她能够奏响女性之歌的条件之一。
在上文中，已经提及了秦国的风俗背景对宣太后个人性格的影响，虽然她出生于人杰地灵的楚国，但是粗犷而强悍的秦地民风，将她熏陶成一个冷酷无情的女子，这也是她能够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存活下来的原因之一。同时，根据史料上对她仅有的记载，我们可以对她的性格特征进行归纳。
首先，宣太后行事作风大胆，与当时寻常女子很是不同，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在《战国策·秦宣太后爱魏丑夫》中，她就要求自己的情夫在其死后为她殉葬。殉葬制度在商周时期就很流行，但一般是女子为男子殉葬，或者臣子、奴仆为君王殉葬。秦国用活人殉葬始于秦武公，而到了秦穆公，殉葬的人数更是大大增加。《史记·秦本纪》中就曾记载：“三十九年，穆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但是，宣太后只是一个女人，尽管三纲五常在战国时期尚未被提出，但女性地位低下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她居然要求自己的情夫为自己殉葬，很明显就表现了她的行事作风大胆。
另外，在《战国策·楚围雍氏五月》中，就有这样一段出自宣太后对韩国使者的“黄段子”：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宣太后想用这段话来说明秦国必须得到一定的好处，才能救助困境中的韩国。可是，身为一国太后，面对的，又是一国使臣，这样“粗鄙”的话，怕是很不得体的。可宣太后还是说了出来，是因为她没有接受过教育吗?不是，她出身楚国贵族，不可能没有受到家族后天对她的栽培。那她为什么会说出这样一番话呢?只有一点，宣太后乃不寻常的女子，不同于其他宗室女子的端庄、含蓄，她的言行举止都是大胆的。
其次，宣太后处事果断，没有妇人之仁。这一点，就在昭襄王即位后不久的“季君之乱”能够看出来。《史记·秦本纪》曰：“二年，彗星见。庶长壮与大臣、诸侯、公子为逆，皆诛，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归魏。”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形：昭襄王二年，那时候昭襄王尚未举行加冠礼，国家大事是无疑是掌握在“当政”的宣太后的手中。而她的异父弟魏冉在守卫着咸阳，两人是构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利益集团。与其说季君之乱是魏冉解决的，倒不如说是在幕后“当政”的宣太后在做出的决断。面对威胁到自己地位的人，她的态度是“诛”，同时，自己丈夫的正妻惠文后，也是落了个“不得良死”的下场，为了防止别国势力干涉秦国的政局，武王的妻子也被遣送回她的母国魏国。倘若那时候宣太后有一丝的心慈手软，思前想后的话，历史估计就会被改写了。在这里，宣太后的性格很明显地向后人传递了这样的信息：要想成大事，必须果断而行之。
(四)日边红杏倚云栽——个人政治能力
宣太后的政治能力，在她为自己的儿子登上秦王宝座的那一刻开始显山露水。为什么这里会说是芈八子助其儿子夺位呢?主要原因在于《秦本纪》中有“昭襄王……三年，王冠”的记载，由于古人二十岁行加冠之礼，那么当时参与夺位的昭襄王不过十七岁，尚未成年。相比正值壮年的宣太后和穰侯二人而言，他还是无足轻重的。但是，这场夺位的最大利益获得者无疑就是秦昭襄王，但是最主要的谋事者以及掌握最大主动权的却是宣太后和她的异父弟魏冉二人。而且，包括秦昭襄王二年由任庶长的季君公子壮和大臣、诸侯、公子挑起造反的“季君之乱”在内，这些都是宣太后和魏冉二人在“夺位之战”中政治手腕的最好体现。前文中就有对“季君之乱”的参与者的下场的描述，虽然不过是两三句的描写，但是却勾画出了宣太后和魏冉二人灭乱党、逐武王后的果决冷酷，甚至通过这一场诛杀，也开始了宣太后掌权、魏冉为政的政治生涯。
如果说在夺位中，宣太后在处理乱党时所流露出来的杀伐决断，让我们看到了她身上有着政治家的果敢气魄，那么，她在“计杀义渠王”这一件事情上，则是以更为直接，更为冷酷和毒辣的方式向世人展示了她政治上的铁腕。
说起义渠王，则不得不提到义渠这一支东周时期活跃于泾水北部至河套地区的古代民族。他们人数虽少，但由于长期以打猎为生，剽悍好斗，战斗力极强，长期与秦国发生战争。尤其是义渠国位于秦国的西部，对秦国东出称霸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如果秦国在东征的时候，义渠突然袭击，必定是腹背受敌，后院起火。在《战国策·义渠君之魏》中,便有公孙衍教导义渠君在五国伐秦的时候伺机袭击秦国，在李帛打败秦军的事件。对于秦国夹在义渠国与中原之间的地理现状，公孙衍的分析为“中国无事于秦，则秦且烧焫获君之国(指义渠国);中国为有事于秦，则秦且轻使重币，使事君之国也。”也就是说，秦国所处位置容易受到中原六国与义渠国的夹击，一旦秦国受到一方的攻击，则不得不对另一方采取贿赂安抚的政策。反过来，秦国欲东出称霸的同时又限制于自己背后的这一个敌人。因此，秦国灭义渠之心由来已久，更是在义渠与五国联合的这一战中被迫放慢东征的步伐而转向对付义渠国。但是，与之前历代秦王采取的正面征讨的武力解决方式不同，昭襄王即位以来，作为当政者的宣太后，则是采取了怀柔的、“以堕其志”的政策。
在昭襄王继位，义渠王前来朝贺的时候，芈八子以太后之尊与义渠王私通，将义渠王强留于秦以堕其志。而按照秦昭襄王公元前306年即位到前272年宣太后引诱义渠王入秦，杀之于甘泉宫的时间推测，宣太后与义渠王私通将近三十四年。《史记》记载，在此期间他们二人还育有二子。但是，在宣太后诱杀义渠王，秦国起兵伐残义渠后，这两个儿子却在史书上失去了踪迹。同时，对于经历过兄弟夺位才当上秦王的昭襄王来说，他对待自己的弟弟们都是有防范之心的。在《史记》中便有记载：在秦昭襄王六年，他将自己的弟弟泾阳君送到齐国当人质，在后期废太后事件中，更是将自己的两位弟弟逐出于关外。当时的魏将朱己对于秦昭襄王的这一系列的做法，称之为“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昭襄王作为王者，对待自己的两个同胞弟弟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太后与义渠王的两个儿子呢?但是在与义渠王私通的事情上，他对自己母亲的做法却是默许的态度，这里除了有牵制义渠王的因素之外，还有就是这两个异父弟弟对昭襄王构不成威胁。故此，我们有了以下的猜测：其一是宣太后与义渠王的这两个儿子在她计杀义渠王之前便已经夭折。宣太后与义渠王私通的目的便是拉拢牵制住义渠王，那么她在此期间为义渠王生下两个儿子很可能也是为了安抚和拉拢他，所以在义渠王未被杀之前，这里排除了被秦国所杀的可能;其二则是这两个儿子在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的时候也一并被诛杀了。
从公元前306年秦昭襄王即位到前272年宣太后计杀义渠王，芈八子在与义渠王私通三十四年后，于义渠国国力衰弱时诱杀了自己的情夫，并趁义渠内乱之际直接消灭义渠国，“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解决了秦国的义渠之患，为秦国东出称霸扫清了西部的隐患。相比起之前夺位事件中有异父弟魏冉的砥柱作用，“计杀义渠王”这一事件则是宣太后政治能力最直接最主要的体现。她在这一过程中，长达三十四年的隐忍算计以及最后诱杀情夫，出兵义渠的果断狠辣，体现了她在扫除义渠这一障碍上采取的政治策略是以“稳”、“拖”、“狠”、“准”为主。
“稳”是在昭襄王即位之初，宣太后与来秦朝贺的义渠王私通，稳住义渠王叛变之心;“拖”则是以安抚怀柔的政策，将义渠王的注意力引到宣太后身上以堕其志，而这一拖也就是三十四年;“狠”和“准”则是在诱杀义渠王时的冷酷无情与一击必中，又趁义渠国失去首领内乱之际出兵灭义渠，可见她在时机的把握和出手的“快狠准”上处理得很好，俨然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形象。但是，作为一个在秦国掌权长达四十一年之久的太后，她有的不仅仅只是政治家的铁手腕，她在政治上也有独特的见解和先见。
在《战国策·五国罢成皋》中，便记载了她劝住了昭襄王为成阳君求相进而可能得罪韩、魏两国的举动：“五国罢成皋，秦王欲为成阳君求相韩、魏，韩、魏弗听。秦太后为魏冉谓秦王曰：‘成阳君以王之故，穷而居于齐，今王见其达而收之，亦能翕其心乎?’王曰：‘未也。’太后曰：‘穷而不收，达而报之，恐不为王用。且收成阳君，失韩、魏之道也。’”在这里，宣太后提出了用人时“锦上添花”未及“雪中送炭”更为有用的主张，同时，也点醒自己的儿子：他替成阳君求相于韩、魏这种做法，不过是吃力不讨好的行为;自己当 “出头鸟”，不仅会干预到韩、魏两国的政事，就连成阳君也未必会买账。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行为的后果必定是会得罪了这两个国家。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宣太后的政治能力，她在政治上还有另外一个明显的特点，那便是依靠血缘关系。这一点在夺位时便可以看出，宣太后的政治行为都是离不开自己的异父弟穰侯魏冉。无论是帮助自己的儿子夺位或是平定“季君之乱”，都离不开魏冉手上的兵力与权力，甚至是在“五国罢成皋”中，宣太后对自己儿子的劝说也是“为魏冉”而出面劝说。上文也提到，魏冉是宣太后最好的后援支持。在政治上，宣太后与魏冉二人实际上是共同进退的，太后专权也意味着魏冉为相掌政，而一旦魏冉的失势也将意味着宣太后政治势力的失势。《战国策·秦败东周》曰：
“秦败东周，与魏战于伊阙，杀犀武。魏令公孙衍乘胜而留于境，请卑辞割地，以讲于秦。为窦屡谓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听于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讲于王。’……因扬言曰：‘闻周、魏令窦屡以割魏于奉阳君，而听秦矣。’夫周君、窦屡、奉阳君之与穰侯，贸首之仇也。今行和者，窦屡也;制割者，奉阳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而欲败之，必以少割请合于王，而和于东周与魏也。”
这一段里面提到了魏人抓住了宣太后与魏冉利益共同体的这一层关系向魏王进言，设计使得秦国在打败魏国后却只能获得最初请辞割地数中的一半土地。魏人认为周君、窦屡、奉阳君与穰候是不共戴天的仇人，而按照魏国对外的宣称，现在进行议和的是窦屡，掌管割地的是奉阳君，宣太后担心这些事不是由穰侯办成的，想从中破坏，所以太后会以少割地为条件要求秦王与东周和魏国媾和。也正是在这一件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出，宣太后在政治上是与魏冉相联系在一起的。她做出利益判断的依据并不是立于整个秦国，而是立足于以魏冉为首的家族利益。这里我们并不是指宣太后不是站在秦国利益的一方，而是指她在决策的时候更多地受到了自己芈氏家族的影响。另外，作为宣太后亲信，富于王室的秦国“四贵”，一个是宣太后的异父弟魏冉，一个是她的同父弟芈戎，其他两个分别是她的另外两个儿子王子悝和王子芾。宣太后所大力扶植的这四个亲信，皆是她血缘上极为亲近之人。这一方面也佐证了她在政治的作为上与血缘联系的亲密以及与魏冉的“利益共同体”，另一方面也使得她在用人方面难免有任人唯亲之嫌。但是，作为一个深宫太后，她想要掌权以及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在当时的封建背景下，难免需要依靠自己的外戚以及自己的儿子;同时，她这种将政治筹码“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的所作所为以及任人唯亲、信人为亲的做法，也体现了她政治能力上的不足。
(五)山雨欲来风满楼——“废太后”的真实原因
秦国历史上以太后身份统治秦国长达四十一年之久的芈八子最终迎来的却是被废去太后之位的命运。司马迁在《穰侯列传》中对秦昭襄王废太后、免魏冉的做法的解释是，采用了范睢“奸说秦昭王”的说法。在此，我们首先从范睢至秦后对昭襄王的一系列进言来分析。
在《战国策·范睢至秦》、《战国策·范睢说秦王远交近攻》以及《战国策·范睢曰臣居山东》等篇章中，对范睢一步步劝说引诱昭襄王摆脱骨肉之亲和左右大臣的羁绊，并采取自己的主张独揽大权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在范睢到秦国后，秦襄王便主动向范睢请教，但是范睢却显然先卖了个关子，具体如下：
“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跪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有间，秦王复请，范睢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
在这里，范睢对昭襄王运用了心理战术，面对昭襄王虚心的请教，他以一副欲言而又有所忌的样子来抓住秦昭襄王的心，进而表明自己尽忠而不避死的决心，明确地提出了秦国太后专权的现状：“臣居山东，闻齐之有田单，不闻其王。闻秦之有太后、穰侯、泾阳、华阳，不闻其有王……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处不报，泾阳、华阳击断无讳。四贵备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他进而步步紧逼，提出了废太后的主张：“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泾阳佐之，卒无秦王，此亦淖齿、李兑之类已。臣今见王独立于庙朝矣，且臣将恐后世之有秦国者，非王之子孙也。”其中，尤其是“恐后世之有秦国者，非王之子孙也”这最后一句，紧紧地抓住了秦昭襄王的心，一针见血地刺中了历代帝王心中所最不想出现的情况：大权旁落，宗室被灭。
那么，范睢到秦国难道就只是为了昭襄王的大权考虑，为废太后而来吗?显然不是的。在游说秦昭襄王的过程中，他也直指魏冉“近供远交”的外交手段是“为国谋不忠”，抨击魏冉越过韩国和魏国而进攻齐国的做法，进而提出了自己“远交近攻”的外交主张。在前文我们已经提到了太后与魏冉在政治上是紧密相连的，可谓是太后掌权即穰侯为相掌政，穰侯免相即太后失势。范睢至秦，便是为了自己能被秦王所用，而放眼秦国，臣子之中权力最大者莫过于魏冉。而“废太后”正是范睢利用了帝王都想独揽大权的心思，为自己在秦谋位打开的一条路径。但是，昭襄王废太后的原因，难道就真如史书上所写，是因为听了范睢的进言而“秦王惧，于是乃废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泾阳于关外”吗?
自昭襄王即位以来，宣太后掌管朝政期间秦国“四贵”显赫，穰侯魏冉更是富于王室。作为秦国的君主，“明而熟于计”的昭襄王肯定不会看不出秦国太后专权的现状，而为了掌握朝政，加强王权，他也必然有所行动。但是，昭襄王废太后的时间为何会等到即位的四十一年呢?对此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便是与之前提到的宣太后计杀义渠王有关。从昭襄王即位到秦昭襄王三十四年这段时间里，芈八子都起着牵制义渠王的作用，在朝政上举足轻重。这也秦昭襄王在对自己的母亲与义渠王私通事件上态度不明，有默许意味的原因。但是，到了三十四年杀义渠王、灭义渠国之后，义渠之患已消，芈八子牵制义渠王这一作用便已失去了。据《战国策》“范睢至秦”此篇所载：“范睢至秦，王庭迎，谓范睢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义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请太后。今义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窃闵然不敏。’”从秦昭襄王对范睢自言的“义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请太后”可看出在朝政上，宣太后与义渠一事的紧密联系以及昭襄王在此事上对太后隐晦的态度。
其二便是范睢入秦，为秦昭襄王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政策以取代魏冉那存在祸患的“近交远攻”之计。对于昭襄王而言，范睢的出现，代替了魏冉在朝政上的作用。在《史记》中，有一段关于穰侯魏冉免、复相的记载：“二十四年……魏冉免相。二十五年……侯冉复相”。这一段记载非常简单，魏冉免相与复相前后不过两年，并且关于免、复相的原因却没有丝毫记载。在这里，我们作出了一个猜测，那便是这前后不过两年的免、复相风波与这“废太后”有联系。当时的昭襄王已到壮年之际，面对太后专权的现状，他自然会有所行动，而这一次免相也可以看做是他一次不成熟的尝试。昭襄王二十四年时期，义渠的问题还仍未解决，宣太后在朝政上仍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根据《穰侯列传》的记载，魏冉“智而习于事”，在担任相国期间，举白起、攻赵、魏、韩等皆有功，可谓是一个文武全才之人。同时，不难看到，先后担任过秦国相国之位的楼缓、寿烛也皆遭被免。魏冉在几度免、复相中，从而看出，秦国欲东出称霸，时当用人之际，在秦昭襄王身边的可用之才却还未出现一个能够代替魏冉的人。一直到昭襄王三十六年纵横家范睢的到来，并为昭襄王提出了他的外交政策和废太后的主张，秦昭襄王取代魏冉的可用之才才真正出现。在“范睢至秦”的记载中，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并且再三“跪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的举动，便可看出昭襄王当时的求贤之心。而在昭襄王废太后，将国内四大贵族赶出函谷关外后，便拜了范雎为相。结合当时芈八子和魏冉的年纪，都已经是年近古稀了。古人有云：七十古来稀。昭襄王应该也看到自己舅舅的年迈，更看到了年迈的魏冉已不再适合替秦国出兵东征。此时，由魏冉举荐的白起等名将正值盛年，恰好可以顶替魏冉的武将之位。而且，从魏冉被逐后白起仍未受到牵连，反而为秦国连连立下战功的史实可以看出，在当时，昭襄王不仅已经找到了能够在攻城略地中替代魏冉的白起，同时也在文官中寻觅到了有着“远交近攻”的计谋战略的范睢。
范睢的游说给了一直有废太后加强王权之心的秦昭襄王一个台阶，让他的废太后之举有一个解释。而范睢也能为秦王所用，协助秦王废太后逐魏冉，担下这“奸说秦昭王”之名。
其三便是封建王权之间的矛盾。昭襄王想要独揽大权，则必定要以削弱外戚权力、削弱贵族相权等其他权力来加强自己的王权。王权的强大也必然与其他势力的强大相矛盾。而宣太后长达四十一年的专政，或者说是以宣太后为首芈氏家族势力在秦国长达四十一年的独大，宣太后扶植起来的四贵在秦国权势的过于强大，均导致了昭襄王当政期间大权的旁落，王权的衰弱。而这种矛盾，也是历朝历代外戚势力强大后必然遭受打压，将臣因“功高震主”而被诛杀的内在根本原因。
(六)翻手作云覆手雨——古代女性掌权的背后
宣太后以其传奇的一生翻开了男权社会下女性掌权的第一页，自她之后的悠悠历史中，即使是身处男权压迫的社会背景下，也涌现出一些掌权的女政治家。从历代当权的太后到一朝称帝的武曌，她们都是在对封建女性沦为政治工具、生育工具、取乐工具的命运的反抗。但是，在她们衣锦耀人的背后，却都有一个共同点的凭借点——那就是子嗣。
在秦武王之前的史书中，并未有任何关于宣太后的记载，一直到秦武王逝世诸弟夺位的时候，才隐隐有了宣太后的身影。这说明，在惠文王时期，宣太后作为一个在后宫中地位并不高的“八子”等级的后妃，同时并不受宠，尚未显山露水，也不能有何作为。但是，在武王绝膑而死之后，生有三个王子的她便拥有了为儿子参与夺位的资格，在儿子被拥立为王后，她也真正开始自己的掌权生涯。而历史上的其他掌权太后，也有类似的境遇。
汉初的吕后在当上太后乾纲独断、权倾朝野，但是她之所以能够临朝称制，最初的依靠却是她的儿子。《史记·高祖本纪》曰：“老父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令相两子，见孝惠，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此外，在刘邦拜项羽于乌江称帝后，吕后虽贵为皇后却困于深宫未得与刘邦相见，险些被风头正盛的戚夫人和儿子刘如意夺去属于她儿子的太子之位。在这场废太子的风波中，身居后宫的吕后并不能做什么，只得跪周昌以求救，这也便是史书所称的“吕后跪谢周昌”。可见，在吕后的一生当中，无论是前期的深宫皇后还是后期一手揽权的太后生涯，她所能倚靠的，当政掌权的基础点，都是自己的儿子。
至于东汉时期未有子嗣的邓太后，她也要凭借自己的名门宗族收养皇子。而她掌权期间在选幼帝时“废长立幼”的做法，也在后世中被人诟病为“专权之嫌”。但我们也可以从她“废长立幼”的做法中看出，她只有扶植幼帝，借皇帝年幼之名才能名正言顺地参政。
根据以上的分析，古代女性掌权的起始都源于她们的生育(或收养)子嗣。她们掌权的最大依靠便是自己当上皇位的儿子，这也是久居深宫的她们能够登上宝座，在朝堂听政的一条路径。而造成这一共同点最根本的原因，正是封建男权社会下对女性政治工具、生育工具、取乐工具的定位以及女性权力的受限，即使是“翻手作云覆手雨”的女政治家们，也仍然受困于男权之下。也正是古代女性有限的生活空间以及有限的资源，使得她们在依靠子嗣掌权之后都会大肆分封并有意地扶植外戚宗族。因为对于她们而言，在最初的受限制的空间内，她们能够接触掌握到的便是与自己的血缘亲疏关系。同时，她们也需要依靠自己外戚宗族中的男性作为自己在朝政上的支撑砥柱。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利益关系，也反应了古代掌权女性的无奈。如果没有强大的宗族势力作为支撑，她们往往不敢有过大的政治举动，只能一味地采取稳当的政令。此外，如果处于尊位的女性无心于政治，却又想保住自己的地位，那么她们就会死死地抓住外戚这根救命稻草，导致日后外戚势力的壮大和一发不可收拾。同时，她们所能接收到的外界的信息都是由外戚所提供而来的，也会导致“偏信则暗”这一局面的出现。西汉末年出现王莽掌权的局面，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才形成的。而这也是古代在“子幼母壮”的情况下易出现外戚专权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