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儿童团团长海娃、小侦察员张嘎、小交通员潘冬子、放牛娃王二小……这一个个少年抗日英雄机智勇敢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我们身边不乏如他们那样机智勇敢的抗日小英雄。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离退处组织记者走进我校3位离休干部——抗日老兵、当年的抗日小英雄：林涛、杨群、余素英的记忆深处，捕捉一个个久远的抗日故事，重温抗日老兵的峥嵘岁月。

88岁的离休干部余素英同志听闻我们请她讲抗日救国的故事，很是开心。她说国外的孙子也很喜欢听，每次回来就缠着她，让她讲打游击的故事。“我很平凡，犹如大海、江河中的一滴水，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讲。”余老师说起来轻描淡写，但我们清醒地知道一寸山河一寸血，“提着脑袋”的艰苦岁月远比她说得要危险、残酷得多。

余素英回忆抗日时期的艰苦岁月

“我17岁参加革命，18岁入党。当时党组织分配给我的公开职业是小学教师，差不多每半年就转移一所学校，辗转在开平、恩平、台山三个县各地区，利用学校来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开展地下党工作。主要就是通过学生、家长接近群众，做宣传教育工作：为广大群众讲抗日救国、妇女解放的道理，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党员，发动群众参加到武装队伍中。印象很深的是，我入党后第一个学期就在高年级的女学生中选拔了两位建党对象。她们年龄和我差不多大，当时陪我一起住在一个华侨家属家里，接触较多。我感觉她们思想不错，就和她们宣讲日本入侵的国内外形势、妇女解放运动，发动她们为抗战出力。”余老师为我们简要地介绍着她在抗战时期的主要工作。“为了做好教师这个职业，我们什么都学，什么都教，我还当过音乐老师和体育老师，教学生唱抗战的歌曲及体育的基本队列训练等动作。有的同志没有读过多少书、也不认识多少字，因为工作需要，我就下苦功夫自己先学会，然后上讲台教学生。”

回忆往昔峥嵘岁月，余老师感慨万端：“在我的生命历程中，要特别感谢两个人，他们都是我的恩人。”

“一个是给我以革命思想和理论启蒙的余仕德同志(解放后用名余绪明)。他本是我弟弟的同学，到我家来认识了我，就经常介绍一些油印的进步刊物、文章和进步书籍给我看，我看不懂的，他就耐心地帮我解读。如《新华日报》、《星岛日报》、《关于统一战线的论述》、《论持久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等。尤其是美国记者埃德华•斯诺的那本充满激情的《西行漫记》，书中蔡畅、邓颖超、康克清、李坚真等革命女战士的形象深深地吸引了我，激励着我，让我大受教育，坚定了我参加革命的决心。1944年8月，党组织批准我参加革命工作，工作地点在恩平县南坑小学。余仕德同志亲自到台山我家里来通知我、接送我。他把我送到开平马岗一所小学(地下党一个据点)，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与来接我的周德光同志交接好工作后(那时地下党的领导方式都是一对一的单线联系，此后，我的工作关系就由周德光同志负责，后来他就成了我的老伴)还送了我一程，直到恩平县地界，他才离开。我很感激他，是他教育培养了我，把我送到了革命道路上。”

“另一位就是我的母亲，始终以行动默默支持着我的‘革命母亲’。母亲小时候念过几年私塾，婚后怀孕几个月时，父亲就出国谋生了(这是台山侨乡的习俗)，这一去杳无音信。上有年迈多病的父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幼儿，一家子的重担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幸亏母亲心灵手巧，学会了绒线绣，绣出来的花朵活灵活现，很多人结婚嫁女都找她。就这样，在绣花的同时耕几亩薄田，母亲撑起了整个家。但我从没有听她叫过苦、抱怨过困难。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她还经常帮村里不识字的妇女写信，举办简单的妇女识字班，教她们认字。整个村子的人也都很敬重她。母亲虽然话说得不多，不懂得什么大道理，也不知道我具体在做什么，但始终以行动支持我。因为工作关系，我家里常常人来人往，作为一个姑娘家，难免被邻里说三道四。但不管别人怎么说，母亲从不计较、也不理睬。她相信女儿的朋友都是好人，做的事也是好事。当时革命活动没有经费，只要有路过的同志到我家，母亲都很热情地接待，在贫瘠的日子里仍操持出一顿吃的招待大家，还歉疚地说：‘没有什么好招待，只有我自己种的南瓜、冬瓜、番薯、青菜等。’要知道，在那个战乱纷飞的年代，能有口饭吃就已经是很不错的了。还有一次，我们党想开个鞋店，以鞋店作掩护，开展地下党交通站的工作，可一时又筹不出那么多经费。母亲听说后，二话没说就把自己仅存的结婚时娘家陪嫁的一个金戒指交给了地下党的同志，还把家里的缝纫机拿出来给同志们用。她的言传身教、她的所作所为一直默默支持着我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行。”

余素英受表彰

心怀感恩地面对生活，你会发现生命中有更多美好。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中也一样，余老师在革命路上有幸结识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同志，后来两人喜结连理，生下一子两女。如今，余老师三代同堂、在市区安享晚年，子女也都事业有成。这份温馨幸福，也许就是当年那个17岁女孩不顾个人安危而追求的光明和理想吧。

附：余素英简介

余素英，1927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1949年初，在台山、开平、恩平三县做党的地下工作。1949年初到解放，调到粤中人民解放军滨海总队搞武装斗争。解放后，调到开平县工作。1959年初，从开平县调到广东省委宣传部高教处、文教部高教处、文教政治部组织处。后调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文教办大学组工作。1970年调到广州外国语学院教育革命组(后改教务处)，1983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