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早春，阴历正月十四，我偕全家终于南下广州外国语学院。鄂西毕竟是我度过了生命的二十七个拍节的地方，总是留恋的。但我还是愿意到新的生存空间感受新的人生方式。这种心境颇像一只南飞雁：
往南飞往南飞向着山外/带走了一半怨却留下一半爱/呜咽是因为疾愤疾愤着抗争/ 悄悄舐着伤口将血迹揩了又揩/同伴给了牠温暖温暖激发牠奋飞/寻找一个完全的自己又痛苦又欢快/不阿谀雄鹰也不看轻小鸟/在大海上也敢露出小小的胸怀/只顾飞只要飞只能飞来不及打探/是永久安顿还是突袭的风雨将牠击败/只顾飞只要飞只能飞匆匆朝着山外/ 翅膀下闪亮出对南国风光的崇拜。
我将带走自身的全部缺陷投奔南方。有缺陷的生命才是有色彩的生命，解脱了单调乏味和循规蹈矩的生命。
16个年头过去了。现在引用这个东西，并非还在欣赏当时的心境与幼稚，不过这是历史。
我调入广州外国语学院是受张达三先生（时任《现代外语》主编）之邀。我和他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他就是看到我有两篇文章分别在《现代外语》和《外国语》的显著位置上发表，他也想找一个接班人，就写信相邀。我猜想到这是我的命运的一次大转变。
当时的校长桂诗春、副校长黄健华两位先生热情接见了我。此后不久，黄校长给我回复的一张明信片上写了这样一句话：“给你留着一个名额……（我）比你痴长两岁……”这谦谦语、暖暖词，对一个毫无名气的山区大学里的一个毫无名气的教师来说，是多么地珍贵。
我不断地受着张先生的调教。是他的宽容，让我放开了手脚干；是他的严谨，使我没有犯大错。在学报编辑部一干就是七年，我们从来没有为任何一件事情闹过任何一点别扭。
陈楚祥先生是语言研究所的所长。我的编制在他手下，因为工作，他指教了我许多。可是，指教归指教，一到了重要时刻，便让我领教了什么叫做“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就是饿不得”的那种慈爱逻辑，以及这种逻辑培养出来的老知识分子（他比我年长整十岁）的正直。忘不了他在关键时候的帮助。可是，他后来说：“要说帮助了你，换成别人也得这么做。”
在另一个重要转折关头帮助过我的是校长徐真华和同事王初明教授。在进入60岁那一年（1999），我已经为退休做好了准备。校长徐真华坚决地留住了我，为我此后意料不到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就在同时，我校申报国家文科重点基地成功，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的领军人物王初明主动邀请我加盟，而且，后来在其他先生的支持下，为我做博士生导师工作做了我事先不知情的铺垫与准备，当他告知校外的五个评委鉴定结果一致通过以后，并在我面前长长地松一口气。从此，我的研究条件有了进一步的改善。
徐校长对我的细心关怀，采取了一个很别致的方式。当他骑着自行车或者步行，向我迎面而来或者从背后超过的时候，总是不忘停一停或者放慢一点速度，与我聊上三言两语，有时就捎给我一些外校人评价我本人的一些信息。可是，对于我，这种带上了不经意色彩的细心，比正式的鼓励更让人感到实在，比送一束鲜花更耐人寻味。
这十六年，可以认为是我生命中最少做无用功、最为有活力、对我的弱点反思最真诚、对生活给我的馈赠最感到满足的阶段。
写了四本与别人不重复的书。但我不敢保证二十年、三十年过后还有人读（《美学语言学》已经过去了十年，2004年再版，说明有人读了）。写了70篇文章，其中有三分之二不重复别人，有的引用率较高（在种种媒体上），相当多的甚至被各种媒体反复转载，但也不敢保证说我离世后还有后人拾起它们，吹去蒙在封面上的灰尘……。要说的是这些书稿虽然酝酿时间长，但一旦完成，便能出手（仅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两部），没有因过期积压在手而变为废品。这等于是延长了我的生命。而且，这些工作都不是我夜以继日地赶制出来的，而是不紧也不慢地平静地做出，伴随着每日必做的“功课”——散步两次、必看电视、合唱音乐会无论票多贵都要听。这可以是“最少做无用功”的注脚。
十六年前调入广外大时，就像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分到了他一生中的第一个单位那样有劲头，以后碰上无论多大曲折，自我检讨两天，便又活过来。这算是“最为有活力”。
“对我的弱点反思最真诚”，什么可以佐证呢？我以前知道自己急燥，但并未发现我的另外一个重大缺陷——忘不掉怨，计较的多数“大事”其实是小事，不宽容，不愿变傻（其实四十岁以后一天变傻一点点刚好是聪明），于是徒添烦恼，何其愚蠢！
“对生活给我的馈赠最感到满足”，是因为我从社会所得到的馈赠应该说是出乎意料的越过了我的贡献。以广外大来说，几乎每一届的统战部长如张化祥、赖锦英、韩锡坤（后来当了人事部长仍一如既往）都对我很关心。从上面说的张达三先生算起，一个个地回忆起来，正是这样一些人，使我这样一个有着较多缺陷的人，幸运地避免了挫折接着挫折的命运，中间还有一些成功的穿插，不是“全亏”，略为“赢余”，使我做成了超出我自身素质所允许的限度以外的事情，也就是说，不仅“够本”，还稍有“赚头”，就凭这一点，我也该对广外大回报出一份至诚的爱。
生活给我的馈赠超值太多了，还有一点证据。这便是得到了不曾意料到的全新的讲台体验。在广外大这十六年，前一段主要工作是编辑《现代外语》与从事自己的理论研究，教本科只有一年半载的过程。没想到，2000年开始，我开始在国家文科基地给博士生开设西方语言哲学。给这样的课，我的尝试性定位是：将注意力引向原文作者即哲学家的智慧，我用以教授的工具性语言也尽量做到是智慧引发型的，而不是结论型的。我说，在哲学课堂上，诸位不要指望我不说错话，只要我在说错话的同时，给出了智慧。因此，不要要求我全说正确的话，全说正确的话，在哲学上是可以是毫无意义的，而说错了什么却可以是有智慧的。让我惊讶的是，四十岁左右的博士生与教授（访问学者）听众，一个个引颈前倾，这正是我早年在教中学生时所看到的“满堂放亮的眼珠，燃烧着求知的欲望”的翻版，这对于一个教师，不啻是一个过于幸运的、大超所值的奖赏。
广外大好比一张白纸，让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生活的教职员工们，在这纸上打上各自的一个人生段落的圆圆的句号。如果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要承认这样的事实：每人都可以从他们各自的领域或部门享受到广外大的坚实的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利益——看得见与看不见的，直接的与延伸的，眼前的与潜在的？就我个人而言，广外大以桂诗春为首的先生们苦心经营了一个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基地，我利用了、吸收了这种厚实的营养作了一份工作，说白了，我这个后来人叨了光。不感恩，良心不许也。无庸讳言，人人都有不顺的路，但是这些逆境，却可以从根本上促成一个人的成熟与成功。感谢逆境，是一个健康的人生心态。关于个人的事业与成功，主张分开对待：事业可以追求，但对成功不必执着。“我们不敢说，在科学的道路上，奋斗了就一定会成功；但我们最有把握地说，奋斗了就一定会体味到人生的意义。” “我的哲学是：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如果我头上悬着的葡萄太高，实在是够不着了，我就走开，走开的时候，我也不说葡萄是酸的。”
对于广外大整体来说，也要打上一个圆实的句号，我们每一个都应为此拓笔破锋，泼墨展纸。
为了争取一个真正圆圆的句号——整体的与个人的，我们有必要对这个家园实施“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的行动。虽然这很难，但我们争取是应该的。启功在自己思恩（人）报恩的诗中叹：“酒酽花浓行已老，天高地厚报无门”，我改造一下，叹为：酒酽花浓行正壮，天高地厚报有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