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杨笛 李于/文） 只要是广外的学生、只要是热爱外语学习的人，他就或多或少会关注我校的英语教学事业，并且有很大可能听说过有这样一位英语教授——王桂珍。 然而，学生们对一名教授的了解恐怕也就仅局限于一些头衔与奖项，学生与师长的交流过于学术化。为此，我们特意走访了王教授，希望同学们能够从她的人格魅力与成功经验中获得裨益。 从小做事就力求完美 与我们现在的学习历程不同，王教授的求学之路是在一种极度不规范的制度下走过的。 那时候正值百废待兴之时，国家急需外语人才，于是王教授他们那一批学生就成了幸运者—直接从高中一年级甚至初中跨进了当时的广州外国语学院。 在大学里，他们的外语从ABC学起，一开始便是一个多月的“语音阶段”——英语课的任务就是练习英语的发音。同时他们还要补中学没上完的课程，如物理、化学等等，学习任务比较重。“但我们那一代人思想很单纯，没有什么杂念，因此学习都很专心。”王教授笑着说，“现在的学生就不同了，更聪明，也更活跃。资讯时代嘛，信息如流，学生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思维很开阔，但相对来说就没我们那时候专心。” 当问到王教授，从前是如何学习英语时，她告诉我们，他们当时的英语启蒙是在外语学院开始的，虽然起步晚却得益于一流的师资。相比之下，现在的中小学生虽然英语学习起步早却因外语教师队伍良莠不齐而没能达到应有的效果，因此一部分学生来到大学以后才发现自己所学的东西与标准有很大的距离。 王教授建议我们在学外语的时候，耳、眼、口、脑要一起用，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 边听、边看、边念、边记，并积极主动地创造机会使用，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王教授说，学好外语是一件很natural 的事，由于她不管做什么事都要求更好、最好，所以当她把这条原则放在她对外语的学习上时，她的成绩也就一直挺好。“那个时候的学习环境以及硬件设施都很差，”她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她说她第一次听外国人录制的英语教学材料时已经是大三的学生了——在此之前没有听过外国人说英语。她还记得当时听的是一种叫“Turners”的英语教材。然而就是这一次“听”, 使她对真正的“洋腔洋调”有了感性的认识。“几天后，老师叫我起来朗读课文时，表扬我的英语说起来像是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王教授说这件事虽然已过近30年，却依然记忆犹新,说明：高效的外语学习必须与所学语言有真正的“亲密接触”。 说到她的老师，王教授充满感激地说她非常有幸受教于一批杰出的老师，他们中有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也有在教坛辛勤耕耘几十年的外语教育专家。在本科阶段，曾昭科老师是她最为敬重的一个。曾老师曾留学英国和日本，英语棒极了。他的教学方法很独到也很有效。王教授说她从恩师身上学到的远非仅仅专业知识，他那追求高效率的工作作风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王教授学会这样要求自己：无论做什么事都必须简洁而高效地完成。王教授感慨地说：“从曾老师身上学到的这种作风使我受益匪浅，有时侯有人问我为什么能同时做几件事还能保证高品质,我想这就是他对我潜移默化的一种影响。” 当个人利益与工作需要相冲突时 五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了，王教授的人生走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她像其他同学一样，等待着被分配到国家需要的工作岗位上—在那个年代，大学毕业生无须考虑自己的“志愿”,因为国家的需要就是每个大学毕业生的“志愿”—她的名字被划到了留校人员的名单中。 王教授坦言留校并不是她当时的第一志愿，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她也许会成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台的播音员。不过，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国家的需要”成就了王教授的一番事业。 留校后，她成了曾昭科老师的助教并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教学中去。几年后，当国家恢复招考硕士研究生时，王教授报考了，并分别在广外和英国利兹大学获得了两个硕士学位。在英学习期间，王教授获得了一个到澳大利亚继续深造的机会，但她深知学校正是缺乏教师的时候，“我当时也没考虑太多，只是觉得国家培养了我，我必须在国家需要的时候为国家服务。于是，我按期从国外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王教授笑笑说：“如果我当时继续学习，也许1990年就该拿到博士学位了。” 事业与家庭的平衡 对于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王教授却像是早有准备地说：“我认为一个人，时时刻刻都在面临着抉择与放弃，我们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做出最合适、最正确的选择。”王教授说她最艰难的是1993---1996年既任英语系（现英文学院）主任又兼任广外附设外语学校校长的那段时间。当时正值外语学校创办初期，工作量很大。主任和校长的工作都不敢怠慢，感到压力很大。“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做出对工作对家庭都最合适的选择。总的来说，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这不是个人的事。作为一个老师，你有学生，你必须对他们负责;作为一个教学单位的行政领导，你必须对单位的事业发展着想。所以对于事业与家庭，就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做出灵活的应对，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分清主次，分清轻重缓急，既要做好教师，又要履行母亲和妻子的义务。” 王教授说她很幸运，她的婆婆、丈夫和孩子都十分地支持她的工作。孩子10岁以前一直都有婆婆在照顾，孩子上中学时又住校。她说其实她和她的丈夫都觉得挺对不起他们的儿子，因为很少在他身上花时间。孩子小的时候，大人在屋里工作，小孩就使劲敲门也要进来凑热闹但很少有达到目的的时候。后来，她索性在办公室或图书馆工作。 我问王教授有没有想过要从肩上卸下一些责任，她笑着说，她曾多次向学校提出不再兼任外语学校校长的职务，希望可以把更多的心思放在教学和教学研究方面。但我们所知道的是：她两头的工作都做得有声有色。她曾获香港柏宁顿（中国）教育基金会首届“孺子牛”金球奖之荣誉奖、广东省教学成果二等奖（合作）、广东高等学校“千百十工程”先进个人优秀奖。她主持过省、市和中央电视台的英语教学节目并获国家级奖。她参与和主持过国家级、省级、校级科研项目；编写了多本（套）教材，其中包括国家级/省级重点教材；撰写科研教学论文一批，最近还获得英文学院二OO二年度科研一等奖。 在此期间，王教授还担任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省内的几大媒体和《中国教育报》都报道过她履行人大代表职责的事迹。任期结束时，省教育厅厅长充分肯定了她作为教育界的代表五年来的工作,郑厅长在回信中写道： ……作为全人大代表，您有强烈的参政议政意识。为了参好政，议好政，你自觉地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还经常出席各类征求意见谈会，从中获取信息，获得民意，通过“直通车”的形式反映出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作为来自教育界的人大代表，您首先想到的是教育事，议的是教育事，真正成为教师的代表，成了教育界的“代言人”。并利用议案，积极进言，为《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早日立法，尽自己的力量。 …… 我们不能不佩服王教授所取得的成就，我想到一首诗“成功的花儿，人们往往只看到她绽放时的美丽……”是的，这成功的背后有多少辛酸与泪水。激励着王教授不断进取的不仅仅是口头上说几句“要做就得做好”，王教授更是真正把它落实到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这确实需要无比的信念与意志。 给同学的话 在采访快要结束之时，我们问王教授最想给在校的大学生们说些什么，她顿了顿：“大学四年，每个学生都必须对自己说 ‘I have to try my very best’。虽然不可能事事完美，但必须力求做得最好。毕业之时，希望你回首过去不会有遗憾。现在学习条件好，希望大家珍惜学习的机会，学好自己的专业，更注重自身的全面发展，也就是所说的“the whole person”。这包括了专业的发展、智力的发展，以及非智力因素的培养。一个人必须拥有远大的目标，坚韧的意志，乐观向上的精神，并且要不懈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 在教室门口等待王教授之时我们遇到了两位来自英文学院的同学，当他们知道我们是记者时，便聊了起来，原来他们两个是王教授约来补课的同学。上个学期王教授上过他们的课,知道他们口语能力欠佳,便主动提出给他俩补口语，每周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我们两个都很不好意思，王老师很忙很忙，但她还给我们补课，真的是让我们很感动。” 我们又何尝不感动呢，王教授周五下午上完课后，一刻也不休息便给这两位同学补课，完了还要接受我们的采访。那天采访结束时正下着雨，王教授见我们没带雨伞又急忙从包里取出一个文件夹给我们避雨用，我们当时真是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我想有一句话是我们以及所有爱戴王教授的学生都想说的，那就是：“祝王教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合家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