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金伟／文）近日，利用枕上的工夫读完了近20万字的《季羡林传》（于青著，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6月版）。虽然繁体字的印刷读起来没有简体字那么流畅，所用的时间也是零星和片段的，但读完之后对一代鸿儒季羡林的印象却是完整的、立体的、活生生的，仿佛他老人家就生活在你我身边，是一个慈眉善目、和蔼安详的普通老头儿。而老先生为学、为人的境界，却在脑海中树起一座丰碑。虽说高山仰止，无可企及，却令吾辈日日自警，不忘扬鞭奋蹄。
关于季羡林的为学成果，有他24卷洋洋800万字的文集足可证明（虽然很少有人能够读懂）。季羡林被公认为“北大之宝”、“中国之宝”，乃至“世界之宝”。拥有这样的称誉，季羡林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不仅在古汉语、英语和德语方面造诣极深，而且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以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文字，研究的课题涉及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佛学、敦煌学、民族学、文化学、比较文学、翻译学等诸多学科。其中在许多领域如佛学、敦煌学、比较文学等方面，季羡林都做出了在国内属“导夫先路”的贡献；而有些文字如吐火罗文等，已是当今世界无人通晓的“绝学”。
季羡林之所以能有今天的骄人成就，不是因为他天资怎样聪慧过人（他自认为智力平平），家学渊源多么深厚（他出身于山东清平县官庄村一贫寒农家），而是完全得力于他持之以恒的勤奋、专注和一丝不苟，以及惜时如金、点滴利用时间的治学精神。北大朗润园里，每日凌晨四时，便会亮起一盏灯，那是季羡林已在晨起笔耕，几十年如一日，已经成为北大动人的一景。 仅以1997年为例，年届86岁高龄的季羡林，不但创作了近百篇散文、随笔，撰写了几十万字的《东方文学史》，还主持和参加了几十次全国性的大型学术会议，接待了上千次的登门拜访…… 这通常是一个学者几年的工作量，而季羡林完成这些却只用了一年。在充分利用时间上，季羡林还借用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三上”说（读书写作利用马上、厕上、枕上的工夫）而发明了“新三上”论：即充分利用“会上、路上、机上”的时间构思宏文、斟酌译著甚至动笔写作。
季羡林为学之专注和持之以恒，还可从他人生中两个普通的“十年”得以印证。1935年，24岁的季羡林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交换留学生资格。由于战争原因，季羡林在德国仅有10万人口的小城哥廷根(Gottingen)一待就是十年。哥廷根虽小，却是德国有名的大学城：哥廷根大学不但有几百年历史，曾留下德国学术史和文学史上许多显赫的名字，仅来来往往的大学生就有2万多人，全城到处洋溢着浓重的文化气息和学术氛围。正是在这里，季羡林忍耐孤单、寂寞和思乡念国之苦，并饱受战争的磨难，圆满完成了学业，积淀了深厚、坚实的学养基础，为日后学术上的精进和勃发创造了条件。在哥廷根大学他主修了印度学，先后师从著名的瓦尔德施米特（Waldschmist）教授和西克（Sieg）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同时还副修了俄文、南斯拉夫文和阿拉伯文。从1937年起兼任该校汉学系讲师；于1941年从哥廷根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此后几年，季羡林继续用德语撰写论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直到1945年回国。
第二个“十年”可从他自“牛棚”解放出来后做“门房”工作的1973年算起。为了打发做门房无聊的时光，也由于难改他知识分子不读书便不能度日的习惯，季羡林忽生“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的慨叹。于是，经过一番认真的思索，季羡林决定偷偷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梵文原版的《罗摩衍那》，权当在做“无益之事”。经过漫无天日的辛勤劳动，历经无数次的推敲、斟酌、“旬月踯躅”、“失魂落魄”、反复修改和整理，《罗摩衍那》第一卷终于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后，《罗摩衍那》第二至第七卷的出版相继完工。直到1984年，这部有着18755颂、近80000行的宏篇巨著才全部与中国读者见面。其间，季羡林又先后恢复职位、担任要职和多种兼职，参与各种国际、国内学术活动，并在许多方面做着“筚路蓝缕”的工作。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和持之以恒的专注精神，洋洋8万行的《罗摩衍那》汉译本的最终完成是难以想象的。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57到1996年近30年间，季羡林论著有30余部付梓，既有学术专著又有散文、随笔选集；出版译著10部，其中包括长达七卷之巨的《罗摩衍那》。
有着这样非凡学术成就的季羡林，可能会被许多人想象为一个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的大英雄，或至少是曲高和寡、令人敬畏、难以结交的“脱俗”之人。其实，与他稍有接触的人便会发现，季羡林实际上非常谦虚、温良，毫无架子，平易得让人丝毫没有距离感，甚至不相信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季羡林。在北大流传着许多关于季羡林的佳话，让我们顺撷几则，以对他的另一侧面窥见一斑。
80年代中期，有一次新生报到，地上堆了大片行李无人看管。正巧旁边走过来一个身穿普通中山装的老人，样子亲切和蔼，很像看大门的老头儿。一个学生走上前说：“老同志，给我看一会儿。” 季羡林很痛快地说，好，就给学生看着行李。看完了也没说什么就离开了。直到开学后看到季羡林坐在主席台上讲话，那个学生才发现自己的行李竟有如此“荣幸”，被一位国内著名学者和北大副校长看管了一回。
50年代，在家境并不宽裕并有病人卧床的情况下，身为系主任的季羡林为资助一些农村考来的学生，用自己的钱买了几十只脸盆，发放给刚刚报到的新生。而他自己无论担任多少职务，如北大副校长、系主任、研究所所长等，都永远是身着中山服，脚踏平布鞋，手里提的经常是个圆筒形、上缀两条带子的旧书包。因此，季羡林走在北大校园中，不认识的人见到他决不会想到他是留学10多年的洋博士、享有国际声誉的名教授。
1995年的一天，早晨6点多钟，季羡林意外地把自己锁在家中。为了不在这么早时打扰学生、助手或邻居的美梦，他创造了一个“85岁老翁跳窗台”的奇迹。还有一次，季羡林好友、同为著名学者的张中行一位朋友的儿子开办书店，新进一批学者小品，为了促销想搞一些签名本，由张中行陪他去季羡林家签名。季羡林听了张的解释，不假思索地说，“这是好事。卖我们的书，这可得谢谢。”一一认真地签过带来的十几本书后，张中行起身告辞，说来人还在外边等候，季羡林听了感到一警，赶忙随着跑出来，握住来人的手连声说感谢。这一举止让来人一时手足无措：此人虽然念过师范大学，见过一些教授，却从没见过季羡林这样向登门求助的人致谢的著名教授。
从以上几则佳话，我们似可窥见季羡林平易、谦和、善于替他人着想、为人朴厚善良的个性品质。
虽然出生于辛亥革命轰轰烈烈的1911年，季羡林自幼却“异常安静、乖顺，不爱说话，但实心实意，憨厚可爱”。六岁以前，季羡林在老家粗识文字，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1917年辞别母亲被送往济南投奔叔父，先后进私塾、小学、高小、初中、高中，直至1930年同时考取清华和北大两座著名学府。1934年，23岁的季羡林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随应校长邀请回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担任一年国文教员。此后便是自1935年开始的10年留德生活，回国后于1946年起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除文革期间外，季羡林一直是北大教授，东语系主任一职任至1983年，此后职位愈高，兼职愈多，但都与教学、教育、文化和学术密切相关。可以说，季羡林的一生是教育的一生、学术的一生。也许正是因为季羡林一生没离开校园，他那喜静、慎思、腼腆、内向的天性找到了合适的土壤，经过多年的修养与磨练，在保留了一颗坦诚爱心的前提下，逐渐形成了他沉稳、宽容、率真、达观的精神气质，熔铸了他荣辱不惊、无私无己、亦慈亦让的仁者风范。
季羡林近些年声誉鹊起，不仅是因了他的学术成就和散文、随笔，还由于他时常关注并亲自主持的几项大型文化工程。季羡林主编的丛书、套书数量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令人叹为观止，而他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学术眼光、敬业精神、文化战略与仁者风范，又是值得许多圈内人和后辈学习的楷模。季羡林主编的浩浩500册《东方文化丛书》，系统、全面、立体地向人展示东方文化的丰富内涵，实现了他今生一个宏愿；由他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之《外国文学》卷出版后，季羡林以一篇7000多字的文章加以评论，在对其肯定的同时更加关注外国文学研究队伍的成长；主编一部《胡适文集》，季羡林写了一万余字的序言，令出版社编辑们都感到惊讶。此外，季羡林还非常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和文化建设，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给村里小学邮寄图书，从有限的收入中多次捐赠家乡小学，鼓励学校多出入才。
当然，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中人，季羡林有自己的成长经历，也并非完美无缺。幼时家贫，他曾因偷吃白面饼子招母亲追打；1934年清华毕业后回母校教国文时，季羡林曾因教非所学而提心吊胆，如履薄冰，但还是硬着头皮撑了下来；“文化大革命”中，他也有过自杀的念头并做了实实在在的准备，因红卫兵突然敲门才改变了想法；解放前夕，时在清华的胡乔木曾劝他做地下工作，季羡林因“胆子小，不愿意冒这个险”而拒绝；1956年，年仅45岁的季羡林先于许多人评为北大一级教授而心存侥幸，并说，“名利观念我都有，但是表现很淡。如果给我评二级教授，我会争一级。”还有，在谈到自己的“做人原则”时，季羡林说，“衡量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就是看他是为自己考虑还是为别人考虑。如果60%是为别人考虑，那他就是好人，不要要求太高。如果70%为别人考虑，这就是好人中的好人。100%是没有的，替自己考虑是应该允许的。”如此等等。这些看上去似乎是季羡林的缺点或瑕疵，但正是由于有这些正常人的想法和做法，季羡林才显得更加血肉丰满，真实可信，而不是“天外来客”或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而且，这些正常人的想法和做法丝毫不影响季羡林为学的成就和为人的光辉。正如季羡林很欣赏的陶渊明的一首诗所言：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这，正是季羡林92年来为学、为人超然境界的真实写照。
（作者单位：基础英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