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　　12月28日，人事处主办的著名教授论坛开办，由学术界享有国际声望的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申丹教授主讲。图书馆一层报告厅早已济济一堂，席下听众都在期待这位多次被特邀在欧美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作报告的“美女”学者，这位为国际上第一本《叙事理论指南》撰稿的唯一西方学者。当这位温婉美丽的学者在台上接受副校长顾也力的聘书时，底下掌声一片。

副校长顾也力向申丹教授赠送纪念品

一针见血  数落西方文学批评“六宗罪”

　　“半个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评论，学者们纷纷用不同的理论框架来对文学文本进行阐释，出现了很多研究问题。”申丹在表达“有机会重回广外”很高兴的心情后，马上就用一种犀利的视角切入正题。她目前还兼任着英国Language and Literature杂志编委、英国The Translator: Studi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杂志顾问以及英美The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顾问编委。因此，对国际文学评论的潮流动向有极为敏锐的洞察。

　　申丹认为，西方学者往往喜欢从一个角度，用一个理论来阐释文本，如女性主义、叙事性、后殖民理论等等，但这些理论本身有很大的排他性，有自身特定的角度，很难涵盖其他方面，因而，由此出发的文学评论带有极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这是“第一宗罪”。比如：专攻文体学的学者较为关注文字层的文体和内容；而叙事学的学者所关注的则超越了文字层，进入表达层，关注故事和话语。这样，从文体学出发的学者就不会考虑叙事学层面的东西，这样对于文本分析和阐释必然无法全面。“罪之二”：西方很多文学批评研究缺乏新意，缺乏真正的问题性研究，缺乏敏锐的问题意识，经常出现重复性的研究成果；“之三”：时常出现概念上和理论框架上的错误和偏差；“之四”：不顾实际，盲目套用理论，往往从表面文本的字词出发，对作品进行扭曲错误的阐释，在西方学界80年代开始，作品阐释出现政治化倾向，其实是对很多作品的误读。“之五”：对作者某一方面的意识形态形成“成见”，给作者乱贴标签，忽略作者意识形态立场的复杂性。“之六”：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更多关注作者的创作意图以及作者生平，新批评兴起后，批评界关注更多的是文本本身。新批评的倡导者曾把一首诗的作者抹去让学生对之进行阐释，他认为这样可以对诗的诗学艺术效果，对艺术品本身的价值进行更好的赏析。申丹认为这是文学批评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的表现。正因如此，西方文学作品曾一度作为社会历史文献，沦为政治统治的工具，许多西方学者纷纷赶时髦，关注女性作家作品和黑人作品，从政治话语的角度进行解构，这对文学本身而言，从某种程度来讲无疑是一场毁灭。

破除成见  六大“策略”鼓励创新

　　申丹教授认为，国内“文革”之后的社会历史语境比较宽容、客观。国内出现了很多综合性的文学批评,这是可喜的。而对西方出现的六“失本”，她提出，应该采用跨学科的综合方法进行研究；不能盲目迷信西方学者的所谓权威，要有敏锐的问题性意识，要敢于打破迷信，超越权威；在解读作品时，要在结合西方的新思维，新视角的基础上，充分尊重作品，不能生拉硬套；要在充分把握作品和梳理文章脉络的基础上阐释作品；要敢于突破定见，意识到作者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对作品的影响，这样更有利于创新；有机结合作品内部和外部因素，关注一个作品与另一个作品之间的互文关系，这样才能做到有比较有鉴别。

　　正是在这些意识与策略的指导下，申丹近两年对英美经典小说的重新阐释，得到了国际国内批评界的极大关注。她的论文不断在北美、欧洲的权威刊物以及国内许多核心期刊上发表，如对海明威等经典小说的重新阐释等。

步步深入  颠覆性解读肖邦的《黛西蕾的婴孩》

　　在解读凯特肖邦的《黛西蕾的婴孩》时，申丹教授首先介绍了隐含作者这一概念。隐含作者即隐含在作品中的作者形象，它不以作者的真实存在或者史料为依据，而是以文本为依托。一个真实作者可能对应多个隐含作者。隐含作者和真实作者既相互关联又互有差异。申丹以肖邦和她最负盛名的作品《黛西蕾的婴孩》为例，步步深入，以说明西方评论界由于对作者意识形态立场的差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而导致的偏见和误读。

　　肖邦是美国南方重要女作家，擅长描写地方色彩，也十分关注女性经验。仔细考察肖邦的不同作品，会发现其中隐含大相径庭的意识形态立场，有以《觉醒》为代表的提倡妇女的自我发展，反对男权压迫；也有以《懊悔》为代表的提倡传统妇道，倡导回归家庭；有以《一小时的故事》为代表的从表面上具有较强的女性主义意识，实际上对追求自由的女主人公不乏反讽，立场相当保守；也有以《黛西蕾的婴孩》为代表，表面上是反男权压迫和种族压迫的作品，实质上褒白贬黑，在潜藏文本中为白人奴隶辩护等。而当代西方评论界普遍视肖邦为进步作家，女性主义作家而把《黛西蕾的婴孩》阐释为具有反男权反种族歧视的双重进步意义的作品。许多学者因为这一定见，而从不同的角度，如女性主义视角，结构形式和心理过程等来进行阐释进而捍卫和说明肖邦的进步性。

　　但从叙事结构和潜藏文本的考察，申丹发现，作者通过一系列精心制造的“黑白对立”以及莫泊桑式让人出乎意料的戏剧性结局，实质是要说明在这一虚构的奴隶制社会里，白人温良慈爱，黑人残酷无情；白人尽职尽责，黑人不负责任，从而使文本表现出了不同的政治走向。西方学界拘泥于阐释定见和表面文本，将《黛西蕾的婴孩》这一本质上为奴隶制辩护的作品解读为反奴隶制或揭露人类阴暗心理的作品，甚至称之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之一”，这不能不说是批评的遗憾。因此，申丹认为，只有打破阐释定见的束缚，全面深入地考察作品的叙事结构，关注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的关联以及该作品的隐含作者与其他作品的隐含作者之间的关联，才有可能避免出现“批评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