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咱们工人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一九四九年中国大地流行的歌曲，无论城市和乡村，东、南、西、北、中，男女老少，都会唱，都在唱，它反映了祖国的解放，新中国的建立，人们的翻身，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祖国大地处处莺歌燕舞，热气腾腾，旧中国五千年的沧桑历史，由此结束。这一年，也是我走向社会，投奔革命，立志甘为孺子牛的一年，在纪念广州解放6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追溯60年前的这一时刻，确有许多值得回味的地方。

钱南教书

    一九四八年冬，我于普宁简易师范学校毕业，结束了我童年求学的生涯，来到粤北山区偏僻的钱南村钱坑小学教书，担任小学校长。这里老百姓生活很贫穷，学校什么设施都没有，该村村民姓林，林家祠堂就是校舍，祠堂大厅就是课室，学生书桌座椅要自备。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和老同学老战友庄稼等四位老师，拿起了教鞭，承担起160名左右穷孩子的学习与教育责任。我们这些出身于农家子弟的老师尽责尽守，与同学、家长、村民相处非常融洽，如同亲人一般。农忙季节，我们协助做点农活，农民家里有什么喜事，邀请我们去做客，使我们感受到被人尊敬的喜悦。钱南村是一个革命老区，游击队经常出入这里，有时学校成了游击队的临时驻营地。在他们影响下，学校也成了宣传革命的场所。课室里张贴着毛泽东、朱德的画像。学唱革命歌曲，为游击队提供各种方便，后来这里也成为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地方。

七夕从戎

    我在钱南村生活的几个月里，已萌发了为穷人翻身解放、投奔革命的念头。起初目标是参加游击队的地下武工队，已有陈庭惜同学在那里，后来听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文工团第三队来到钱北村的钱坑中学，正在扩充队伍。这个文工团是1949年5月中共华南分局为了迎接全国和广东解放，由分局秘书长饶章风向文工团的领导传达决定，并于七月在梅县成立的。有已参加的同学许斯彩牵线，我便决定结伴从戎。事前我和庄稼商量，在本村和邻村乌石、西陇去做串连发动工作，许多同学都表示了自己的革命热情和愿望，但均因有的家里母亲无人照顾或其他困难而未能同行。在离开西陇村回家的路上，天色很晚，我正踏着自行车往前走时，迎面突然出现了一个黑影，把我吓了一跳，马上下车。原来是一个手拿短枪的游击队武工人员，可能正在执行任务，由于是黑夜看不清，只是一闪而过。我们为了这次秘密行动不出意外，约好农历七月初七这天夜间出发，临走前才告诉家人。我的家兄和母亲见我去意已决，无法阻挠，也无可奈何。母亲虽认同默许，但又出自母爱，找出一块深藏好久的大洋给我做为途中应急之用，一再要我格外小心。就这样我和庄稼、庄礼军、王春超、庄文艺、庄明和等六人，在己丑年壬申七夕，阳历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正好是八一建军节）这天午夜，乘着夜色星光，从果陇村步行了四十多里路，于天亮前到了钱坑中学，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文工团，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转折。

老隆游行

    我一到革命队伍，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心情格外舒畅，唱歌、跳舞积极学，什么艰苦生活都置之度外。我们从钱坑起沿着北山麓，爬山越岭，经过几个月的跋涉行军到了广州，尽管行军途中得了虐疾病坐过竹轿子，但一路还坚持把我学会的歌曲和舞蹈向群众进行宣传演出。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这一天，我们队伍已行军到了龙川县老隆镇，从广播听到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盛况消息。就在这天夜里，我们队伍住宿安排妥当后，也举行了热烈的庆祝，除加菜庆贺之外，还同当地老百姓一起举行庆祝大游行。我们跳着舞跟着游行队伍前进，一直到了深夜。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高兴参加大游行。新中国成立，就像一声春雷，响彻了祖国和全世界大地，她向人们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许多同志高兴得热泪盈眶，大家焕发出来的革命热情，真是无法形容。新中国的成立，加速了华南和广东的解放。10月14日，广州也解放了，10月16日，我们到了翁源县龙仙，同南下大军会合。20日，在新丰县梅坑兴奋地听了叶帅和方方同志讲话，他们勉励我们进城后要努力学习。10月23日，我们华南文工团的队伍进入了广州城，成为广州军管会的一员，等待新的使命。

东山练舞

    我们初到广州时，住在被接管了的广州胜利大厦（现改为广东胜利宾馆）。不久奉命要准备“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入城式大游行”。华南文工团500多人的队伍便全部转到原国民党三青团东山团校所在地（现东山农林下路省委机关宿舍一带），这里原有一个很大的操场，可做几百人同时练习和排练大游行队伍的场地。这样东山便成为我们当时的练舞场。

    华南文工团是华南和广东最大的革命文艺哨兵，担负着广州入城式大游行的排头兵。游行队伍由四部分组成。首先最前排是庄稼参加的美术组创作绘画的马、恩、列、斯、毛五个大型巨幅画像；紧接着是红旗队，由近一百人组成的红旗队，红旗飘扬招展，十分雄伟；第三部分是腰鼓队，有一百多人组成，整齐的鼓声响彻云霄；腰鼓队行走时不断变化队形，也是十分威武；最后是一百多人的秧歌队，扭摆着各种舞姿，显示出革命胜利的欢乐和自豪。我们开始练习时，秧歌和腰鼓都要同时练，最后才选定参加哪个队。我是腰鼓队，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一切都要准备就绪，所以，我们一到东山，便日夜不停地投入到排练中，每个人先练好基本动作，然后三五成群对练，互相学习校正动作，最后分队彩排，举行队列训练，一个动作、一个队形彩排，不知反复多少次。所以，这段时间大家十分疲劳，腰酸腿痛，双手举不起来，两脚迈不开步，真是疲惫不堪。但是革命的毅力，激发着每个人的斗志。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当华南文工团的腰鼓队、秧歌队，在红旗队指引下浩浩荡荡地通过叶剑英元帅和方方等领导同志的检阅台，展现于羊城广大市民面前时，真是十分引人注目。游行队伍每进行一次表演，都换来群众的阵阵掌声，博得大家的好评，华南文工团这次参加广州入城式大游行，已记录下历史光辉的一页。

潮汕征粮

    为了稳定经济，巩固政权，支援前线，华南分局决定从各单位抽调干部组成征粮队到广东各地征粮，我和文工团一些同志响应并被批准参加。49年12月初，我们便离开了华南文工团到了广东省征粮工作队。经过短期学习培训，听了省副主席方方同志的报告后便出发到潮汕地区，我和王善荣等战友分到惠来县。刚刚解放的广东，交通很不方便，去汕头要两天时间，先从广州乘火车到樟木头，再从那转乘汽车绕过梅州去汕头，所乘的汽车是烧木炭的简易敞篷车，车上没有座位，人要坐在自己的行李包上，公路又崎岖不平，在梅州山区一带，许多山路的木桥，是按汽车两边车轮的宽度铺上几根杉木行驶过去，十分危险。我们潮汕征粮队有三四十个人，分乘两部汽车。1949年12月15日这天黄昏，下着濛濛细雨，当汽车行走至兴宁县水口洪坑径时，我乘坐的那辆汽车发生了翻车事故，车轮四脚朝天，车墙板被撞坏，车内鲜血满地，有七八位同志受了重伤，有的甚至休克，幸好车翻在右边，只有两三米高，又被前部车的同志发现，及时赶来抢救，如果车翻在左边，那是几十米深的山谷，恐怕全部都要粉身碎骨，真有点后怕。我坐在车的中间，扭伤了脖子，算是轻伤。那天夜晚，为了抢救受重伤的同志，我和叶惠祯等三人雇了一条木船，把受重伤的陈坚、赖渭生、邱梦生等三位同志从水路护送到梅县医院医治，为此事叶帅和方方同志还专门打电报慰问潮汕征粮队和受伤同志。

楚庭受命

    我们进入广州时，一律背带广州市军管会发的“一九四九年度佩用”的肩章，我的肩章编号为“3580”，部别是“文教接管委员会”，姓名“庄明英”，属广州军管会接管人员，参加征粮工作，又成为省政府的临时工作队。征粮任务完成后，全部回广州，在新成立的广东行政学院（即广雅中学校址）进行总结待命，重新分配单位和工作。一九五0年五月，我受命到了华南财委，那是广州解放后建立的财经管理机关，全称叫：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华南分会，简称华南财委，领导广东、广西两省财经工作。地址在沙面复兴路50号，今为广东胜利大厦宾馆。主任是叶剑英元帅兼任，副主任为易秀湘和张永励两人。我一到财委，便接受华南工矿企业普查任务，任普查组组长。大约半年时间，结束后到财委计划局财税处工作，先后到韶关专署进行粮食财税检查，还参加过省农业厅调查组到潮汕专区潮阳县达濠进行渔村调查，1951年11月，又受命带领两广28名在职财经干部和20名华南联大学生北上到东北计统学院学习经济理论，本来在职干部学习结束后要全部返回原单位，由于学院工作需要，经双方组织交涉，我这个队长被留了下来。这样我从南到北，从财经部门又转到教育部门，在东北生活了30年，是我人生道路上第二个大的转折。

    一九八0年十月，改革开放初期，我由中央教育部调来广州外国语学院任职，离北返南，叶落归根，在白云山下一直服务到离休，应是人生道路上最后的转折了。

    我由一九四九年参军从戎到二00九年在广州欢度晚秋，整整60年，人已老，志不衰，回首60年的变迁，国家强盛了，经济繁荣了，人民富裕了，广州也大变样，真是挺胸气壮，昂首自豪。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像一盏明灯，把祖国引向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