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大学是什么？大学让学生学技能、做学问，却很难让学生静下心做一生的学问。”年已耄耋意未倦,余热未尽在晚年，文房学术常考究，笔耕不辍著文章。这似乎是给眼前这位年届九旬仍坚守在学术第一线的老人——许友年教授最好的注脚。
许友年，先后参与印尼抗日活动，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1951年中国国庆观礼，中共“八大”翻译工作；他顶着政治压力勇背“黑锅”，还一代学者学术良知，却被下放山西；他几经“借”“调”起落，孜孜不倦潜心学术考究，培养一代代翻译人才；他躬体力行，在九旬高龄仍思索不止、新作不断。
“回国时，我只拖着一个小皮箱……”
1922年，许友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亚，早年在当地接受教育并在雅加达《生话日报》担任电讯翻译、记者和副刊编辑。年轻有为的他于1951年在一百二十多个优秀印尼共产党员中脱颖而出，被选拔代表印尼参加中国国庆观礼仪式。岂知此次“出国”却成为了后来真正意义上的“归国”。
“印尼的政治局势变幻不定，（我）刚准备动身回去的时候，从印尼却传来了‘抓人’的消息。像我等有如此特殊身份的共产党员代表只好选择暂时留在中国。当年我年仅三十，回国时，只拖着一个小皮箱。我的爱人和两个年幼的女儿还都在印尼。”据许老介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印尼国内政治正处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角力、时局动荡不定的状态，而他当年碰上的一次政治运动矛头更是直指共产党员，导使大量共产党员被抓。
许友年在接受采访
在机缘巧合下，归国成为许友年生命中的一大拐点。从1952年起，许友年加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处工作，并在后来参加中共“八大”的同声传译及“八大”文件印度尼西亚文版的翻译定稿工作，后来许友年又经两次下放。廿十三个春秋，从“滞留”的华侨共产党员到中央机密部门人员、中共“八大”翻译者，再到下放的教师。身份的转换，命途的起伏不禁令人感慨万千。
几经风雨，直至1973年，许友年调至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值得一提的是从1977年至1981年，他被借调到北京大学参与《印尼—汉语大词典》编撰和定稿的经历开启了他日后对印尼、马拉西亚文化学术研究上下求索之道。
“没办法，只好手字笔录下来”
谈到早期从事的学术研究，许老激动地说，“与东南亚文化研究相关的资料在国内而言是相对空白。所幸的是，借调到北大工作的时候还是接触到一些能用于研究的资料。” 他目光烁烁，仿若往昔历历在目一般，“为了做研究，没办法，只好手字笔录下来。当时我的爱人利用平时的闲暇时间，就手抄了这么厚一本研究资料出来。”许老边说，边用手比划着手抄本的厚度。
用于参考的研究资料相当匮乏，但这并没有使许老停下研究的脚步。相反，他以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历史渊源为径，突破了这个障碍并弥补了这片学术空白。“许多人都知道‘越王勾践’的故事，但是又知不知道越国中的扬越、於越、瓯越、闽越、南越都在哪里呢？”据许老介绍古越族的迁徙使得中国历史上战国时期越国的多个族群和如今的东南亚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于史实，钟情于马来班顿情歌研究的许老通过比较，更加深入地研究前秦文学巨典《诗经》与马来西亚情歌。“国与国之间的文化研究是很基本的东西，它不涉及政治、宗教，但却能起到最实际的国际交流！”许老动情地说。
谈话间，许老一次又一次从座位上站起，给来访记者介绍他早年与最近出版的著作，如《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马来语-汉语谚语词典》《印度尼西亚语-华语谚语词典》。生动有趣的印尼民间故事发人深思、意味深远的马来言语和印尼谚语与相应的中国谚语互相辉映着民间智慧的光芒，非常引人入胜。“中国有‘雨后春笋’的说法，许多人误以为印尼语中的‘雨后蘑菇’是一回事儿。其实不然！”许老进一步解释道，按天气划分，印尼一年只有两个季节，雨后在印尼长出来的蘑菇不仅从数量上、面积上都远远超过我们所谓的雨后春笋。此外，许老还给我们介绍了汉语中“千里姻缘一线牵”和对应的印尼谚语。“从搜集所有谚语，翻译，到匹对相应或相近的中国谚语，并分别作语源解释，我都花了很长的时间。但是这对中国文化与印尼、马来西亚文化交流是很有意义的，我会继续写下去的！”许老严谨的治学态度，高涨的研究热情，为文化献身的奉献精神都深深地感动着我们。
“不仅为学术研究，为了祖国核心利益，更要有牺牲精神”
在国内，从事印尼、马来文化研究人员少，关注东南亚文化热情低，新作翻译难度大，眼下种种未得到解决的难题不免让老人为此感到十分惋惜。许老介绍道，在东南亚，华人世界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当地华人对汉语学习的热情与需求都极高。此外，近年来全球刮起的“汉语热”在东南亚地区显示出的效应更为明显。就如印尼，汉语作为学生必修学科，当地人对汉语教育与和中国的文化交流都显示出极大的兴趣。因此，许友年下一步将对其著作进行汉语翻注工作，可是当许老谈到培养东南亚文化研究人才时，一丝忧愁未免涌上心头，“在东语学院，印尼语是第一个设有硕士生学位的语言专业。当时招了两个硕士生，可是后来两位学生并没有继续往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走下去。”说到此处，许老特别谈到他所理解的大学精神，“大学是什么？大学让学生学技能、做学问，却很难让学生静下心做一生的学问。”他更提出了，“语言是一种工具，但是怎样运用它来服务社会更来得重要。作为广外的学生不仅要学好专业知识，为了学术研究，为了祖国核心利益，更要有牺牲精神！”
正是凭着认真的态度，严谨的作风，乐于奉献，敢于牺牲的高尚精神，许老耄耋之年仍勤于笔耕，为中印、中马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难怪当记者问到他有关新著作的事情时，他说，“我仍在写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