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夏天，广外成立45周年校庆校史馆文字小组，我忝列其中，走访了很多当年与饶彰风共事过的老先生、老同志。说起这位建校的首位党委书记、院长，很多老同志都很动情。渐渐地，一个衣装朴素，笑容满面的饶彰风在眼前渐渐立体，隔着那么多年的岁月，也让人有为之一书的冲动。
    建校最初，万废待兴，饶彰风同志头戴草帽，肩扛锄头，与基建科的钟锋先生一起除荒植树。这个情景，钟锋老先生从1965年记到现在：我们用勒竹做的围墙，既美观又防盗 ，我们去燕塘选三毛豆，去鼎湖山选葵树苗，去林业学校选非洲桃花心……，你要是看到饶先生种地的样子，根本想不出他是一个过往的风云人物。
    饶彰风抗日期间任东江特委宣传部部长、粤北省委统战部部长等，解放战争期间任过新华南通读社社长、新华社新加坡分社社长。建国后任过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副部长、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等。他的人生跌宕起伏，但就像钟锋先生提到的，他对生活的兴致从来不因际遇而销毁，他的“接地气”使他一直是一个热情洋溢、充满活力的人。
    1957年他被下放到连平县，但似乎不曾颓废，还兴致勃勃地写信让北京老同事邝明给他寄一些北京的青口白菜的种子。在连平试种成功后，他大受鼓励，又写信让邝明再寄一些来。

    这就是饶彰风，不管是身居高位，官达要职，还是身负莫须有的“右派”罪名，或是在一个新成立的校园当开荒牛，他都体现了相同的人生态度：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宠辱不惊，正如闲庭信步。
    也许正是因为经历过纵浪大化，饶彰风的平常心，让他对很多普通员工，都有一种体恤之心。据当年他任广外书记时的秘书林伯轩先生回忆，他的一辆车（是一位港澳知名人士送给他的）从来没有空过，总是沿路捎上步行的师生。
    罗可群教授就曾被他沿路带过，记忆犹新：“当时饶院长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他听说我要去医院看病，就坚持先把我送到医院再去开会，其实就算他送我到车站，我都够感激了。”这件事也让罗教授记了40几年。
    创业艰难百事多。当年的外语学院物力奇缺，夏天，新生被蚊子咬得无法入睡，饶先生就跟省委秘书长联系，要求从省人委招待所转让了一批旧蚊帐。冬天也有新生衣衫单薄，他就从省民政厅要来一批棉衣。
    这样的例子，很多老同志都念念不忘。还有老同志提到，饶先生通过夏衍从文化部弄来一台井岗山放映机在学校放电影，那是1965年的事情，这是学校第一台放映机。学校当时没有好的收音机，他就把自己家里的菲利浦三波段交流电收音机送到电化教室充公。
    创业者需要这样的胸襟。无论公卿布衣，饶彰风都以心换心，所以他走到哪里，都留下“好人”的口碑。但“好人”，并不是孔子所说的“乡愿”。真正的好人与“老乡愿”是不同的，他有他的坚持和胆魄，甚至为此付出代价。
    在广州外国语学院时，饶彰风曾说：我想用三个大家不敢用的人。这三个人，是三位摘帽“右派”，分别是法语的陆振轩，英语的麦君素和宋文。在创校初期，他们分别任学校的法语教研室、英语教研室的正副主任。
    但这件事又成了饶彰风的罪证，在文革中此举被诬为“重用牛鬼蛇神”和“招降纳叛”。
    在饶彰风心中，良知重于形势，人才重于风险，所以，人们称他“宛有鲁连风度”，他看起来温和的外表下，其实是一副铮铮铁骨。
    仅在广州外国语学院工作一年多，文化革命开始。1969年饶彰风被秘密押解到乐昌劳改场，1970年惨死在乐昌监狱。
    1974年，饶彰风获平反，当时的基建科长钟锋同志接到命令，和另外几名同志前往乐昌，将饶彰风的尸骨运回广州。
    钟锋回忆，找到墓地后，看到棺木完整如新，想到那位曾与自己一起开荒种树、修葺校园围墙、购买树种绿化家园的书记，如今屈死九泉，一时间前事纷纷，真是情何以堪。
    学校为饶彰风同志举行追悼会，当时预定规模是两百人，但自发来参加的人数不下一千两百人，据殡仪馆称，参加人数打破了该馆的历史纪录。
    人心自有丰碑在，历史口耳相传，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先辈都能以他的义气、勇气和骨气，激励另一时空的后代。

作者简介：陈思呈，媒体编辑，女作家，曾在广外工作。